文言和白话 精彩片段：
第十二章 白话与口语
12.1.1一致的可能
言文一致是个大问题。有应该不应该一致的问题，有可能不可能一致的问题。至少从中古起，白话作品取得独立地位，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可是没有考虑，原因大概是，白话与文言和平共处，就用不着争辩，也想不到争辩。在话本的早期，白话照口语写是当然的。所谓话本，话是故事，话本就是说话人讲故事的脚本。《董解元西厢》卷一说：“此本话说唐时这个书生，姓张名珙，字君瑞，西洛人也。”此本话说，意思是这本故事，说的是。此本话，或称话本，对以前的说话人说，是讲说的记录，对以后的说话人说，是讲说的教材。
总之，文字都要与说的一致。语录也是这样。这是“实际上”应该一致。“五四”文学革命，攻击文言是死文字，主张改用白话写。白话和口语究竟是什么关系，没有明确说。但胡适《文学改良刍议》里有这样的话：“以今世眼光观之，则中国文学当以元代为最盛；可传世不朽之作，当以元代为最多：此可无疑也。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现在看来，有些意思，当时大概没有想清楚，或至少是没有说清楚。例如反对文言，问题的核心是，用笔写，应该不应该脱离通用的口语。如果不应该，那就大至写国史，小至写便条，都应该用白话；张口闭口总是“文学”，是把问题缩小了，或者看偏了。其次，即使照口语写是好作品的条件，也只能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足条件；只要是白话作品必优越的看法分明是偏见。这里还是只谈言文一致问题，他们一再推崇“言文合一”，可见他们心目中的一致是“道理上”应该一致。
一致是口说的音节和手写的文字保持一对一的关系，可能不可能？当然可能，不只可能，而且事实上有不少例证。如果整篇中的个别语句也算，应该说文言里也有，如最常见的“诗云”“子曰”，恐怕就是照口语写的。白话文字，照口语写的当然更常见。其中有最严格的，如法院的口供记录，要担保一字不差。其次，像白话小说里的对话，尽力摹拟讲话人的声音笑貌，应该也是与口语一致的。自然，这里会碰到一个大问题，是怎么能够证明是严格的一对一。也许除口供记录以外，都不能担保处处是一对一，因为文人的笔总是惯于修润。但我们可以通过比较而推断，如和尚和宋儒的一些包括俚俗词语、生僻说法的语录，早期话本（尤其是其中的对话），方言小说（如《海上花列传》）里的对话，我们说那是与口语一致的，大概没有什么问题。
12.1.2难于一致
但这没有什么问题的与口语一致的白话，是由大量的白话作品中挑选来的。那绝大部分是记人物的话，而白话作品的内容，显然只有很少是记人物的话；何况就是记人物的话，也未必都是照口语写。如《今古奇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一处记李公子的话：“我非无此心。但教坊落籍，其费甚多，非千金不可。我囊空如洗，如之奈何！”有相当重的文言味，可见是作者加了工的。至于记作者或说唱者叙述的话，那就更容易脱离口语，如上节所引《董解元西厢》那段话，“西洛人也”以下是：“从父宦游于长安，因而家焉。父拜礼部尚书，薨。五七载间，家业零替，缘尚书生前守官清廉，无他蓄积之所致也。”文言味就更重了。“五四”文学革命，开始时期难免矫枉过正，对文言深恶痛绝，可是两篇发难的重要文章，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开头是：“今之谈文学改良者众矣，记者末学不文，何足以言此？”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开头是：“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均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用的都是文言。当时及以后，响应的人都不再用文言写。但不用文言并不等于就是照口语写，因为出于笔下的常常成为白话“文”而不是白话“语”（这种趋势，越靠后越厉害，下一节谈）。举早期的和稍后的各一篇为例。
（1）半农先生：本志三卷所登先生对于文学革新的大作两篇，我看了非常佩服，以为同适之先生的“文学改良刍议”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辅而行，废一不可。文学革新的事业，有你们两位先生这样的积极提倡，必可预卜其成绩之佳良，我真欢喜无量。（钱玄同《新文学与今韵问题》，1917年作，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2）和善的燧人氏是该被忘却的。即使伤了食，这回是属于神农氏的领域了，所以那神农氏，至今还被人们所记得。至于火灾，虽然不知道那发明家究竟是什么人，但祖师总归是有的，于是没有法，只好漫称之曰火神，而献以敬畏。看他的画像，是红面孔，红胡须，不过祭祀的时候，却须避去一切红色的东西，而代之以绿色。（鲁迅《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1934年作，见《且介亭杂文》）
前一篇是想向白话靠拢而力不从心，后一篇是随心所欲，并没有想靠拢的问题。总之，写在书面上的都与口语有或近或远的距离。
12.1.3难于一致的原因
推崇白话照口语写的一致而未能一致，当然有原因。原因有主观的，如没有努力这样做之类，但占的比例不大。主要原因几乎都是客观的。
（一）当然是口和笔的不同。显而易见的，如口散漫，笔严密，口冗杂，笔简练，口率直，笔委曲，出于口的内容大多是家常的，出于笔的内容常常是专门的，等等，都会使书面语自成一套，至少是虽然离口语不远而不能重合。这很容易证明，如讲话的记录，整理出来，总不会和原话一模一样，因为甲讲乙记，甲有说的自由，乙有写的自由，成为书面，总不能不因乙的笔而有少量的变动。
（二）刚说过的不能重合是无意的；事实上，执笔为文，不能重合还常常来自有意，就是修改或修润。由理论方面说，修润也未尝不可以要求向口语靠拢，但事实上总是越求好，文的气味越重。最典型的例证是近年的，一种是论文之类，一般是多用长句，一种是散文、特写之类，一般是多用粉饰词语，这些，我们一念就知道，都是经过修润，因而远离口语的。
（三）执笔为文，总是通文的人，通文，旧时代的，脑子里装满庄、骚、史、汉，新时代的，脑子里装满鲁迅、巴金，自己拿起笔，自然就不知不觉，甚至心摹手追，也就庄、骚、史、汉，或者鲁迅、巴金。这就是趸什么卖什么，学什么唱什么。我们看白话发展的历史，常常会发现白话作品不随着口语变的保守现象，如《三国演义》以及戏曲宾白的文诌诌，清人小说间或有早期话本用语，近年的文有些反而不像“五四”时期那样浅易，都是学文而不学语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