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农业_第一章 多元交汇源远流长——中国农业的起源和发展 第四节 在经济重心转移中凯歌前进——隋、唐、宋、元农业

第一章 多元交汇源远流长——中国农业的起源和发展

第四节 在经济重心转移中凯歌前进——隋、唐、宋、元农业

我国传统农业发展的第三阶段包括隋、唐、五代、宋、辽、金、元，这是我国传统农业在更大范围内获得蓬勃发展的时期，也是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形成和成熟时期。这一时期最突出的现象是南方农业的发展和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

(1)农业优势的南北易位

前面谈到，长江流域早在原始时代就有发达的稻作农业，足以和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相媲美。夏商周三代，由于种种原因，关于南方农业的记载很少。春秋时南方民族建立的吴、越、楚和巴、蜀等国，经济都很发达，对农业生产有多方面的建树。南方民族很早种稻，种稻要有起码的排灌设施，因此，南方农田灌溉的出现比黄河流域要早。例如，我国最早的大型农田灌溉工程——期思陂〔bei 卑〕(在今河南固始县西北)和芍陂(在今安徽省寿县)，就是出现在春秋时代以苗蛮为主体的楚国。驰名中外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基础，是公元前6世纪蜀族杜宇王朝后期由鳖灵领导的开凿玉垒山，分岷江水入沱江的工程。它们比黄河流域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漳水十二渠早100余年。长江下游的吴、越人民也很早就开始围湖造田。从现有材料看，石犁和青铜犁都可能是长江下游于越族最先用于水田农业的。这些地区青铜冶炼业都相当发达，吴越地区青铜农具的使用比中原更普遍，冶铁炼钢技术也很可能是楚越地区首先发明的。春秋时楚晋争霸，春秋末年吴、越相继勃兴，都是以农业巨大发展为基础的。进入战国，当黄河流域因铁器推广获得大规模开发时，长江流域及其南境农业前进的步伐却放慢了，南北的差距开始拉大。秦汉时代，除四川地区农业比较发达，已和关中经济区连成一体外，长江流域及其南境的农业已明显落后于北方。汉代南方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1/10强。由于地广人稀，直到魏晋南北朝，南方许多地方水稻生产仍采取“火耕水耨〔nou〕)”的形式。所谓火耕，就是用火把地上杂草残茬烧掉，然后灌水种稻。所谓水耨，就是在稻苗生长期间把草除去，用水淹死，或径直灌水淹草，水随草高。火耕水耨以粗具农田排灌设施为前提，是水田农业的一种形式，它一般实行休闲制，不用牛耕，较省人力，比起当时黄河流域的精耕农业，自然显得十分粗放。同时，楚越之地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采集和渔猎。

上述情况之所以发生，要从自然环境和生产力发展的相互关系中寻找其原因。秦岭淮河以南的长江流域及其南境基本上属于亚热带和暖温带气候类型，雨量充沛，河湖密布，水源充足，资源丰富，这些条件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十分有利。但雨量和黄河流域一样受季风进退的影响，有些河流容易泛滥，旱涝不时发生。这里的河湖两旁往往有肥沃的冲积平原，是发展农耕的理想地区，但缺乏华北那样广袤的平原，山区丘陵多为酸性淋余土，适耕性较差。山多林密，水面广，洼地多，也给大规模开发带来巨大困难。而且气候湿热，在人类对自然改造能力还极其有限的条件下，时有瘴〔zhang丈〕疫流行，威胁着人类健康。汉代中原人认为“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汉书·地理志》)，视为畏途。这样，人口自然增长缓慢。在相当长时期内缺乏进一步开发所必需的劳动力。当时，南方的天然食品库还十分丰裕，人们可以依赖采猎而不愁衣食，这也延缓了人们为发展农业生产所作的努力。上述条件决定该地区很早就以种植水稻等喜湿作物为主，而农田排灌成为农业发展的重要条件，即属于水田农业(泽农)的类型。这些条件，也决定该区水田农业虽然出现很早，但当较易开发地区开发殆尽后，农业必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呈现相对停滞状态，必待劳动力和生产手段等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作进一步大规模的开发，并充分发挥其自然条件中的潜在优势。

自东汉末年以来，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苦于长期战乱的中原人大量迁移到他们原来视为畏途的南方，使这里进一步开发所最需要的劳动力有了明显增加，而这里的局势又相对安定，往往能在较长时期内“无风尘之警”，水利兴修和农田垦辟在持续进行，位处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尤为突出。不过，这一时期江南的开发主要集中在会稽(今浙江绍兴)、建康(今江苏南京)、丹阳(今江苏丹阳)、长兴(今浙江湖州)等地，南朝时，这里已是“良畴美柘，畦畎相望”，“一岁或稔，数郡忘饥”了。唐初，江南的稻米已北运洛阳等地。隋唐的统一，促进了江南人口的迅速增长，农田水利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无论数量、分布地区、规模和技术水平均大大超过前代。当时的纳税田，大抵都能灌溉。大量荒地被垦辟。牛耕也获得了普及。安史之乱后，北方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江南农业却继续发展，其所产粮食和提供的赋税，已成为唐帝国财政命脉所系。这时，全国经济重心逐渐已由黄河流域转到南方，到了宋代，这一局面获得了巩固。北宋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南方人口达5600余万，接近西汉平帝时全国人口总数，而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69%。经济重心的南移是我国经济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是以南方农业的历史性超越为基础的。

南方农业的这种飞跃在技术上表现为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和成熟。这一体系，不是北方旱地精耕细作体系的移植，而是以南方民族原有水田技术的发展为基础形成的，也是南北农业文化交流的结果。汉魏时代，南方农业在总体上虽然逊于北方农业，但在稻作技术方面并不比北方落后。汉代越人以善治水田著称。当时的岭南和四川部分地区已实行水稻育秧移栽☾1☽，而它正是水田精耕细作的技术关键之一。唐宋时代，这种技术在水稻生产中普及，推动水田耕作的精细化。适合育秧移栽的整地要求的水田耙——耖〔chao〕(图8)，不晚于晋代已在岭南出现，宋代传到了江南。江南在唐代创造了当时全国最先进的曲辕犁。元代又有中耕用的耘荡的发明。于是形成了耕一耙一耖一耘一耥相结合的水田耕作体系。这一体系与烤田、排灌等技术密切相联，促进土壤的熟化，不同于以抗旱保墒为中心的北方旱地耕作体系。这一时期，水旱轮作、稻麦两熟的复种制度形成并获得较大发展，积肥用肥技术十分讲究，各种作物的地方品种大量涌现。以上这些技术成就，标志着区别于北方旱作的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地旷人稀、火耕水耨的状况彻底改变了。

这一时期的北方农业并非完全处于倒退或停滞状态。唐初和北宋华北的农业和水利都有较大发展，某些方面仍保持了一定的优势。即使是女真人和蒙古人统治的金、元时期，农业在经历巨大破坏后也有过恢复和发展。但这种发展往往被战乱打断，发展的势头和水平，都逐渐落后于南方。

(2)围水梯山，争寸夺尺

长江流域及其南境的土地利用方式与黄河流域有很大不同。这里水资源丰富，但山多林密，水面广，洼地多，发展农业往往要与山争地，与水争田；洼地要排水，山地要引灌。尤其是唐宋以后，人口增加，对耕地的需要也随着增加，各种形式的耕地遂发展起来。

耕地向低处发展的形式很多。趁枯水季节在湖滩地上抢种一季庄稼，这是较原始的利用方式，但仍不免水的威胁；进而筑堤挡水，把湖水限制在一定范围，安全较有保证，这种湖滩地就成了湖田。更进一步，筑堤把一大片低洼沼泽地团团围住，外以捍水，内以护田，堤上设闸排灌，可以做到旱涝保收。这种田，大的叫围田(图9)或圩田，小的叫柜田，有的地方则叫垸〔yuan 院〕田或坝田。湖田和圩田是长江中下游人民与水争田的主要形式。春秋时代的吴、越已开始在太湖流域围田，秦汉六朝隋唐不断发展。为了解决围田与蓄洪排涝之间的矛盾，从中唐到五代的吴越国，浚疏了太湖入海港浦，形成七里一纵浦、十里一横塘的河网化塘浦圩田体系，并设撩浅军经常浚疏，使太湖流域免除了水患，发展了生产，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入宋以后，太湖流域围田又有很大发展。宋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太湖流域周围圩田多达1498所，“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诗人杨万里吟咏说：“周遭圩岸绕金城，一眼圩田翠不分”，“不知圩里田多少，直到峰根不见塍(田埂)”(《诚斋集·圩田》)。不过这种与水争田的方式要有一定的限度和合理的安排，否则也会造成水利和生态的破坏。宋代由于官僚豪绅滥围滥垦，以邻为壑，已出现水系紊乱、灾害增多的严重后果。

与水争田除了围湖以外还可以围海。在滩涂地筑堤坝或立椿橛，以御潮泛，地边开沟蓄雨潦，以资灌溉和排盐，是为涂田(图10)。一般先种耐盐的水稗，待土地盐分减少后再种庄稼。江岸或江中沉积的沙滩或沙洲，依靠周围丛生的芦苇减弱水流的冲击，开沟引水排水，也可以垦为水旱无忧的良田，这叫沙田或渚田。江湖中生长的茭草(菰)，日久淤泥盘结根部，形成浮泛于水面的天然土地，人们植禾蔬于其上，是为葑〔feng 奉〕田。再进一步，架筏铺泥，就成为人工水上耕地——架田了。我国的葑田，先秦时代始见端倪，唐宋已有架田的明确记载。

耕地向高处发展，出现各种形式的山田。南方以水田为主，但山田旱地很早就存在，并往往保留着刀耕火种的习惯。唐宋以来，随着人口增加，上山烧荒的人越来越多。这种保留刀耕火种习惯的山田，称为畬田。畬田对扩大耕地面积起了不少作用，但对森林资源的破坏比较严重。山田中对水土资源利用比较合理的是梯田(图11)。梯田是在丘陵山区的坡地上逐级筑坝平土，修成若干上下相接、形如阶梯的半月形田块，有水源的可自流灌溉种水稻；无水源的种旱作物也能御旱保收。梯田起源颇早。唐代樊绰在所著《蛮书》中谈到云南少数民族建造的山田十分精好，可引泉水灌溉，这种山田就是梯田。宋代南方人口增加很快，需要扩充水稻种植面积，这种形式的山田获得较大发展，四川、广东、江西、浙江、福建都有它的踪迹，并取得了梯田这一名称。时人诗曰：“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wei 维〕犹力耕。”(方勺《宅泊编》卷三)说的就是南方梯田对水土资源的高度利用。

(3)传统农具发展的峰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