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著名科学典籍_第七章 地理学——《禹贡》、《水经注》、《徐霞客游记》

第七章 地理学——《禹贡》、《水经注》、《徐霞客游记》

可以想象，远在最古老的地理文献形成以前，地理知识的发生和发展必然早已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然而，文字的出现和广泛使用，无疑促进了地理知识的发展。据研究，商代的甲骨文中有大量与地理有关的文字，包括不少城市、河流、聚居地和狩猎区的地名，丰富的气象、气候记录，以及许多野生动物的名称和分类知识等，反映了当时地理知识的日渐丰富。

一般来讲，地理知识的增长与人们活动的区域范围、经济的发展、交通是否发达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从夏、商、周三代开始，势力范围日益扩大，人们接触的地理知识越来越多。传说大禹治水后，曾铸九鼎，将全国各地的山川草木奇禽异兽分门别类地铸在九鼎之上，表示了丰富的自然地理内容。《夏小正》虽然成书于春秋战国，但其中的资料却十分古老，里面的物候知识已形成系统，反映了夏代前后物候知识的发展。历史研究证明，商代的势力范围已达长江以南，而且商的都城曾多次迁移，其地理知识的增长不言而喻。西周时期，人们的地理知识更为丰富，如《诗经》305篇中，有大量的文字描写当时的地理环境面貌，还记录了丰富的物候、气象、地形与植物的关系等知识。其中《十月之交》“烨〔ye叶〕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zu族〕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记录的是周幽王二年(公元前780年)所发生的大地震，已有地壳变动的思想萌芽。除了《诗经》，《左传》、《易经》和《尚书》等早期文献中也有许多地理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疆土更加广大，各民族间的来往日益频繁。由于生产的发展，交通、贸易亦随之发达，人们对地理知识的了解不论在广度上和深度上都得到空前的提高，并开始对地理知识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综述，以服务于生产和政治需要。如《周易·系辞上》“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一句，不仅提出了“地理”这一概念，而且指出了它的重要性。基于这种背景，《禹贡》、《山海经》和《管子·地员》等地理专著和专篇便应运而生了。《禹贡》大约成书于战国时期，书中以自然条件将我国分为九州，并描述了我国的山脉和河流情况。该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地理著作。《山海经》中的《五藏山经》(又称《山经》)部分成于战国时代，它将全国山脉分为中、南、西、北、东五个大区，每区又分若干行列，然后从每列首山开始，依次叙述各山的位置、水文、动植物、矿产和神话等内容。本书记载的山川比《禹贡》更为丰富详细，描述的地理范围也更广阔，已有山脉、水系概念的雏形，但其中掺杂了一些离奇怪诞的内容，各山的方向和距离也不完全可信。《管子》一书是假托春秋齐国管仲所编，实际成书于战国时期。《地员》篇前半部分将土地分为五大类20多个小类，分述其地貌、土壤、植物的特点，是世界上第一个土地类型等级系统；后半部专论土壤，将土壤分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分六类，每类又分五种品色，共计90种品色，分别论述其土色、土质、所宜的谷种等，反映了当时土壤知识的丰富和提高。这一时期，地图的绘制也有重大发展。《周礼》中记载了掌管地图的职官、各种地图的名称和用途等。《管子·地图》更指出“审知地图”，了解地形地貌在军事上的重要性。1978年河北平山古中山国中山王墓(约公元前310年)出土的《兆域图》(墓区规划平面图)和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的七幅战国末期地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地图。这些地图已按一定的方向、距离和比例绘制，说明当时制图技术已有相当高的水平。

秦汉迄至南北朝，是我国地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先是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建立郡县制，实行中央集权，并大修驰道以通达全国；之后是汉承秦制，废除了秦的苛政，使经济、文化、科技高度繁荣，国力日强，向边疆进行了强有力的扩张；至南北朝时期，虽然社会处于分裂和动荡的局面，但中原人口的南迁和中外及水陆交通的兴盛，大大开阔了各民族的地理视野。这些都是地理学发展的有利因素，因而促使中国传统地理学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产生了一些具有开创性的著作。首先是《史记》、《汉书》设地理专篇，开拓了地理研究的新领域。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是我国最早的经济地理学著作，它主要叙述了汉初及以前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分布以及在各主要区域(划分了10个经济区)的发展概况。司马迁在《史记》中设置该篇，是一个创举，对以后正史“食货志”的编纂有深远影响。班固的《汉书·地理志》是我国第一部用“地理”命名的地理学著作，是我国最早以疆域政区为主体的地理著作，也是我国沿革地理的最早著作。该书的主要部分以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疆域政区为纲，依次叙述各郡、县的建制沿革，郡下记有户口以及某些重要的自然和经济情况，县下则根据地区特点，记有山、川、水利、特产、官营工矿和著名的关塞、祠庙、古迹等。《汉书·地理志》对我国地理学的发展有极大影响，如二十四史中有16部设有“地理志”，它们都是以《汉书·地理志》为典范写成的；我国后来出现的地理总志和地方志等地理著作，也无不受其影响。由于历代编修的疆域政区地理志是我国古代地理著述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部分，具有传统特色，因此，《汉书·地理志》在我国古代地理学体系的形成上有重要地位。这一时期，我国陆地水文的研究也有所创新和发展。三国时桑钦的《水经》是我国第一部记述河道水系的专著，其中共记载了137条河流的发源、流经地区、最后归宿，并涉及流经地区的山川文物等。该书开创了水志的记述体裁，确立了以水证地的方法，但内容简单，其中错误也多。晋代以后，为《水经》作注的主要有两家：一为晋代郭璞，一为北魏郦道元。唐以后郭书失传，惟有郦书传世。郦道元的《水经注》，名为注释《水经》，其实自成巨著，是我国6世纪前最全面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这一时期，由于张骞通西域、三国东吴对南方的开发和水上交通发达，以及佛教传入，不少僧人西行取经等等，人们的地理视野极为开阔。当时描述各地州郡及山川地理的“地记”和描述沿途见闻的旅行记都开始兴盛。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记海内外山川地理的著作达139种、1432卷之多。“地记”方面除了上述专记水道的《水经》和《水经注》外，还有专记各地区的《三巴记》、《娄地记》、《湘州记》，专记名山的《庐山记》、《幕阜山记》以及综述全国各地的《畿服经》、《地理书》、《地记》等；游记方面则有《佛国记》、《游行外国传》、《慧生行记》等等。可惜这些著作基本上已散失殆尽。现存最早的以真实地理为对象的游记是《佛国记》☾1☽，书中记述了东晋法显西行取经的沿途见闻，关于阿富汗、尼泊尔、巴基斯坦、印度、斯里兰卡等地以及南海航行的情况都是本书首次记录。该书开创了地理著作中游记式的新体裁。这一时期地图学也有重大发展，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地形图、驻军图等地图，已具有山脉、河流、居民点和道路等现代地图的基本要素，形成了较系统的图例，有一定的比例尺，证明汉代勘测地图的精度已达到较高水平。晋代裴秀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制图实践，建立起一套地图制作的理论原则——“制图六体”，即分率(比例尺)、准望(方向)、道里(路程)以及高下、方邪、迂直(三者是用来求复杂地形的水平直线距离)。“制图六体”的提出，是我国地图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使我国地图的绘制向更精确的方向迈进了一步。

唐、宋、元三朝，全国统一，国势强盛，经济文化昌盛，边疆地区得到开发，中外交通更是空前发达，因此地理学研究也呈现出繁荣景象。由于行政管理的需要，统治者对了解和掌握全国土地、物产、风俗以及其他地理情况十分重视，这就促使方志形式地理著作的蓬勃发展并趋于规范化。方志记述的是各级行政区的历史沿革、地理面貌及人文经济等情况，是我国古代地理著作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仅《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1985年)著录的就达8000种以上。正因为如此，历史上常把地理学称为方舆之学。现存最早的地方志是唐代开元、天宝年间的《沙州(今甘肃敦煌地区)都督府图经》，现存最早的古都志是北宋宋敏求的《长安志》，另外，南宋范成大的《吴郡志》因记述全面、详略得当、体例完备，而被称为“地志中之善本”。值得注意的是，唐和北宋的地方志以“图经”的形式为主，即由地图和文字两部分组成，南宋以后，大多数地方志就有文无图了。在地方志的基础上，地理总志的编纂也繁荣起来。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全国性的地理总志，书中以当时的镇、府、州为纲，以县为目，分别记述沿革、州境、四至和八到(该府州四方界限和到邻近州府及都城的距离)、户口、贡赋、物产、山川、道里、古迹等，而且按图识志，使人一目了然。该书的体例为后世地理志和地方志所采用。宋初乐史编著的《太平寰宇记》是一部大型的全国地理总志，该书在体例上因袭《元和郡县图志》，同时另增风俗、姓氏、艺文、土产和四夷等门类，使方志的内容更趋于史传化，地理内容相对变少。这一倾向直接影响了元代官修的《大元一统志》，对明、清《一统志》及地方志的影响也很大。在这种倾向中，北宋王存奉命编撰的《元丰九域志》却别具一格，该书的特点是注重“当世之务”，因而对沿革、人物、古迹、风俗等少有记述，而对四至八到、各地里数、城镇名数、山泽之利等情况记述详备，开创了重视地理记述的新体例。在这一时期，我国的沿革地理学趋于成熟。沿革地理是记述、考证历史疆域和政区等沿革与变革的一门学问，是我国古代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前身。北宋税安礼的《历代地理指掌图》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历史地图集，宋代王应麟的《通鉴地理通释》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沿革地理专著。这一时期，由于边疆的开拓和交通的发达，我国的边疆和域外地理著作十分兴盛。唐玄奘西天取经家喻户晓，他的《大唐西域记》是了解7世纪以前中国新疆及中亚、南亚诸国历史地理的珍贵文献。记述西域地区的著作还有唐代杜环的《经行记》，元代耶律楚材的《西游录》和丘处机的《长春真人西游记》等。记述南海及南海各国的重要地理著作有：唐代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宋代赵汝适的《诸蕃志》，元代周达观的《真腊(柬埔寨)风土记》和汪大渊的《岛夷志略》等。另外，唐代樊绰的《蛮书》是现存最早系统记录西南边疆及东南半岛的综合地理专著，也是一部区域地理的典型著作。这一时期，我国的地图测绘技术非常发达，其水平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唐代一行和元代郭守敬主持的两次大规模的大地测量，充分说明了其时测量技术已具有非常高的水平。唐代的贾耽是我国地图绘制史上一个著名的人物。他积几十年功夫绘制了著名的全国地图——《海内华夷图》，该图图幅大(广3丈，纵3丈3尺)、有统一比例尺(寸折百里)，而且古今地名并注。可惜这幅地图没有留传下来。宋代地图测绘水平又有提高，其中沈括不仅对制图六体提出了改进，而且发明了立体地图——木图。宋代留传下来的地图有：《禹迹图》、《华夷图》、《九域守令图》、《平江图》、《静江府城图》等，这些地图都是刻在石碑上而得到保存的。

明、清两代，我国传统科技在整体上处于低潮，然而作为一门为现实服务的地理学，因受统治者的重视，以及明中叶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却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取得了累累硕果。明代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在东南亚、印度洋地区进行的大规模、长达30年的航海活动，不仅是我国海上探险事业的空前成就，也是世界地理发展史上的壮举。这次活动带来了地理学上的新知识、新认识。《郑和航海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亚非航海图。随行人员撰写的见闻录，如《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等，都是地理学的珍贵资料。明代的一部重要的地理著作是著名的《徐霞客游记》。这部著作是徐霞客数十年野外考察的日记汇编，其中对岩溶地貌和山脉、水系的科学考察，已具有近代地理学思想的萌芽，开拓了我国地理学研究的新方向，在世界上也处于领先地位。明代的杨慎、王嘉谟也都致力于对大自然面貌的探索。杨慎的《山名考》、《温泉志》、《滇南月令词》等分别在山名与山形、温泉的分布与利用、物候与人类活动关系等方面有突出成就；而王嘉谟的《北山游记》则系统描述了当时北京西北山区的自然环境，是现存地理著作中有开创性的一篇。这一时期，我国传统地理学继续发展，其中方志的编撰规模大、种类全、数量多、分布广。明代曾五次修总志，清政府曾三次编修《大清一统志》，其中《嘉庆重修一统志》内容丰富，体例完善，是历代《一统志》中最好的一部。其他有代表性的方志有：《(顺治)河南通志》是门类齐全、撰写规范的通志类方志的典型代表，《西域水道记》是以湖泊为纲的水道专志，《西陲要略》是西北地区的地区专志，《西藏志》是第一部正规的西藏地方志，《朔方备乘》是关于北部边疆的地理专志，等等。据统计，明代修志3000种左右，现存900多种，而清代现存方志就有5000多种。方志是我国古代地理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繁荣，是我国传统地理学走向成熟和顶峰的标志之一。明清时期沿革地理研究也空前发达，既有以表格形式说明政区、疆域变化的，在体裁上有所创新的著作，如《历代地理沿革表》、《历代疆域沿革表》等，还有像《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那样的历史地名辞典，以及《历代舆地图》、《历代地理沿革图》之类的历史地图集。清初，一批具有启蒙思想的学者编出了一批能够通达古今之变，为政治、军事和国计民生服务的沿革地理著作，如顾炎武的《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其中《读史方舆纪要》是我国史料最翔实、内容最丰富、结构最严密的沿革地理著作，直到今天，仍是研究历史地理不可缺少的参考书之一。

《禹贡》

《禹贡》是我国最古老的地理文献，是关于先秦地理环境的重要著作。《禹贡》收于儒家经典《尚书》中。过去旧史家认为该书是大禹治水和重新制定贡法的记录，作者是夏代史官或大禹本人。其实，这是一部托名大禹治水而记载古代地理情况的著作，与大禹治水本身并无多大联系。《禹贡》的著作年代，多年以来一直存在争论。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禹贡》是公元前300年左右，也就是战国时代的作品。

《禹贡》全篇不足1200字，内容却相当丰富，主要有九州、导山、导水、五服四个部分。

九州是《禹贡》全篇的主要部分。“九州”是以名山大川为标志的自然地理区域。它以岱、华、荆〔jing京〕、衡四山和河(黄河)、济、淮、黑四水，以及海洋等为分界标志，将全国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九州部分分别记述了各州的山川、湖泊、土壤、物产、植被、田赋等级、贡品名目、水陆运输路线和少数民族等情况。这些记载很有研究价值。《禹贡》在记述各州的自然景观时，运用了区域比较的方法。如根据不同土质将其分为壤、坟、埴、垆〔lu卢〕和涂泥几种；又根据土色，把土壤辨别为白、赤、黑、青、黄几类；书中综合这两大因素，描述了各州的土壤情况。《禹贡》中的兖、徐、扬三州，都在我国的东部平原地区，自北向南，连成一片。《禹贡》记载三州的植被情况是：北部的兖州，草木抽发为长条，分布疏朗；中部的徐州，草木逐渐茂盛，覆盖大地；南部的扬州则是草木极繁盛、树木极高大的地区。这是我国地理文献对植物分布呈地带性变化的最早描述。

《禹贡》的九州划分和分区对比方法的使用，是自然区划思想的萌芽，对我国的地理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九州的划分方法在我国历史上经常被采用。

导山部分叙述了九州范围内山岳的名称和分布特点。按照《禹贡》的写作方式，导山是为了治水，只有察明山脉的高低走向，才能引导和治理洪水。《禹贡》将黄河中下游及汉水、淮河之间的20多座山归纳成四条东西延伸的“山列”。第一条在渭水、黄河以北；第二条在黄河南岸；第三条在汉水流域，自陕西的嶓冢山到湖北、河南交界的大别山；第四条从岷山起经衡山至江西北部的敷浅原。在对山列的记述中，表明作者已有山系概念的萌芽，并且掌握了我国山岳分布西高东低、西部集中东部分散的两大特征。

导水部分叙述了弱水、黑水、黄河、漾水、长江、济水、淮河、渭水和洛水九条河流的水源、流向、流经地区和支流、河口等情况。叙述的次序先北方后南方、先上游后下游、先主流后支流，条理清晰，使人对九州内河流水系的分布情况一目了然。这是我国有关河流水系的最早记录。

导山和导水两部分，文字虽然不多，但却是我国古代地理学分区域、分部门进行研究的开始，对于后世的影响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