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年纪事 精彩片段：
笛福的瘟疫伦敦
许志强
一
1664年岁末，伦敦爆发了瘟疫。在伦敦东部的圣迦尔斯教区，起初只有3人死于瘟疫，惊惶的谣言却传遍全城。官方发布的每周的《死亡统计表》的数字时高时低，市民的情绪阴晴不定。到次年春季，即1665年四月，就在人们认为疫疾几乎消失的时候，传染病已悄悄蔓延至其他两三个教区。随着炎热天气到来，瘟疫逐渐从城市东部朝西部推进。市政当局已无法隐瞒病情，而一直自以为还有希望的市民，再也不愿受蒙蔽了，索性开始搜查房子，发现瘟疫到处都是。在圣迦尔斯教区，好些街道被传染上了，好些人家都病倒了；该教区一周内就被埋掉120个人。大街小巷到处听到吊丧的哭喊声；通常是熙熙攘攘的街市，顿时变得荒芜凄凉；法学会门窗紧闭，律师无事可干；为避免街旁房屋飘出来的香臭气味，街上行人走在道路中央，这是一幅奇怪的城市白昼图景。有人在街上大叫大嚷：“再过四十天，伦敦就要灭亡了。”有个人赤身裸体在街上跑来跑去，腰间只拴条衬裤，彻夜奔走，彻夜号叫：“噢，无上而威严的上帝呀！”
这是伦敦历史上空前的大劫难，让全体居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随着传染病愈演愈烈，有些教区的运尸车几乎通宵奔忙。夜晚的街道上，时而见到满载尸体的运尸车燃着火炬缓缓行进，时而见到黑暗的人群念着祈祷文拥向教堂。不少教堂的牧师都逃走了，留下来的空位被那些非国教牧师占据，而不同教派的人济济一堂，常常在同一个教堂里听取布道。灾难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一方面，宗教生活变得空前团结和虔诚，就连那些铁石心肠的杀人犯也开始大声忏悔，痛哭流涕对人供认隐瞒已久的罪状；另一方面，人们互相提防，偶尔碰面也都绕道避开，怕的是染上瘟病。层出不穷的江湖医生、魔术师、星相家、智多星、预言家，他们信口开河，趁机诈骗穷人和病人的钱财。在瘟疫的痛苦和瘟疫的恐怖达到高峰时，人们多半分不清谣言和真相的区别。《死亡统计表》的数字是不可全信的。护理员用湿布蒙住病人的脸，将他们闷死之后窃取财物，这样的传闻未必是不可信的。市政当局制定严格法规，将染上瘟病的房屋强行关闭起来，事实上常常是将有病的人和没病的人关在同一个屋子里，造成出乎预料的悲惨后果。许多有瘟病在身的人，不知是由于痛苦至极还是由于恐怖难耐，裸身裹着毯子跳进坟坑里，自己将自己埋葬。如果有人因此情景而默默流泪，甚至相信世界末日的预言，这是一点不奇怪的。要是他们知道，这场大规模的传染病结束之后的次年，伦敦还会发生大火灾，将这个城市的四分之三夷为平地，他们大概不得不相信，上帝的审判已经降临，播下时疫和大火，注定要将地球上的这块地方铲除干净。
让伦敦数以万计的人痛不欲生的瘟病，是一种腺鼠疫，和《十日谈》开篇描绘的那种瘟疫症状一模一样。染上此病的人，身上会出现所谓的“标记”（token），然后头痛，呕吐，往往很快死去。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染上了病，在街上行走或在集市里购物时，突然倒毙，被人扒开衣服，发现身上布满“标记”。患者通常是在脖颈、腋窝和外阴部出现这种“标记”，也就是黑色小肿块，“其实是坏疽斑点，或者说是坏死的肉，结成一颗颗小瘤，宽如一便士小银币”。这是史书中屡屡描述的欧洲“黑死病”症状。因肿块疼痛难忍而变得谵妄发狂，甚至跳楼或开枪自杀的大有人在。有时候痛得发狂，其行状和欣喜若狂倒是并无二致：病人突然从家里冲到街上，边走边跳舞，做出上百个滑稽动作，身后跟着追赶他的老婆和孩子，大声呼救，悲泣号叫。这种可笑又悲惨的情景，让人恍惚觉得是进了疯人院。而在1665年伦敦大瘟疫高峰时期，最恐怖的还不是患者谵妄发狂或暴尸街头，而是大量的人被强行关闭在自家屋子里，门上画上红十字，像是活活被关进坟墓。
笛福出版于1722年的《瘟疫年纪事》（），以栩栩如生的笔触描述伦敦大瘟疫的惨象，告诉我们这段黑暗恐怖的历史。这是一部内容翔实的见闻录，是从瘟疫第一线发来的报道。当时伦敦97个教区，城市和市郊管辖地，泰晤士河两岸地区，股票交易所和土地拍卖市场，白厅和伦敦塔，格林尼治和索斯沃克，那些城门和栅栏，还有数不清的大街小巷和教堂墓地，是以全景的方式展示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有关欧洲中世纪“黑死病”的插画图片，其描述的灾情给人以深刻印象，但是跟笛福的《纪事》相比就显得颇为有限了。画中建筑物高大坚实的廊柱和尸体模糊堆积的暗影，呈现富于象征意义的透视一角；那些插画图片是语言的助手和历史的注脚，而笛福的《纪事》是历史的还原，是深入现场的报道，让1665年瘟疫猖獗的伦敦城得以在时空中复活。
从历史的角度看，欧洲人对瘟疫并不陌生。欧洲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三次瘟疫，其中的第三次就是本书所描述的那一次，被冠以“黑死病”的称号，它与十四世纪的第二次大流行间隔300年，疫情在这中间此起彼落未曾中断，到1665年是个高峰，在欧洲造成2500万人死亡，占当时欧洲人口的四分之一。但当时的伦敦人显然对瘟疫缺乏清楚记忆；和我们现代大都市的芸芸众生一样，正处在某种健康和繁荣的幻觉之中，而非带着历史的教训和记忆生活。从伦敦市政当局的应对措施、医生对于“标记”的辨认及广大市民的行状来看，瘟疫的出现如同是神秘莫测的第一次，令人惊骇万分，猝不及防。这个遭受劫难的城市，它的反应更像是个体对于死亡的某种认知，而不像是那种引领部族突围的古老历史行为。当城市里几十万“个体”面对传染病侵袭，显得惊慌失措，疑神疑鬼时，人们实质是从一种幻觉进入另一种幻觉，使得悲剧的惨象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一系列闹剧。而这便是《纪事》的报道所要面对和深入的“现场”。
瘟疫起先是从荷兰被带过来，夹在货物当中，在德鲁里胡同的一座房子里爆发，随后不可遏止地蔓延开来，而伦敦人要在此后近两年时间里和“它”打交道，历经痛苦绝望，直到“它”又神秘莫测地消失。这个伦敦是王政复辟时期的伦敦，当时人口暴涨，市面繁华，泰晤士河畔贸易兴隆，因此尽管在瘟疫之初已经有许许多多人逃离城市，到乡下避难，伦敦城里还是显得人满为患。大量外来务工人员（以纺织工居多），各行会的学徒工，男女仆人，底层贫民和流浪汉，他们是这个城市最为穷苦的人，其境况也最为凄惨。此外便是构成城市主体的普通市民，他们多半无处可逃，困守危城，在疫情此起彼落的蔓延中，处境极为不利。《纪事》讲述的主要是穷人和市民的状况，也就是“黑死病”插画图片中跪在尸首旁边神色茫然或掩面无力的那些人；他们的迷信、恐惧、匮乏、冒险和忧戚，他们值得同情的遭遇和可悲可叹的行为，在书中得到形形色色的描绘。任何一场大灾难只要被如实报道出来，似乎都具有史诗（epic）恢弘不凡的气度。笛福的《瘟疫年纪事》以其严谨忠实的叙述，为十七世纪中叶的伦敦城谱写了一曲史诗。它用编年体的撰写方式记述这场大灾难；从1664年九月到1665年年底，几乎是逐月报道它的起落和进程，让我们看到，瘟疫改变了城市的面貌，也以特殊的情态呈现其面貌。书中“提到175处以上的不同街道、建筑、教堂、酒馆、客栈、房屋、村庄、路标和州郡”，把伦敦及周边地区标志出来，令人身临其境。阅读这本书，如同穿行于城市蜿蜒曲折的街巷，和不计其数的穷人和市民一起经历生死患难。
二
《瘟疫年纪事》是笛福创作的一部小说，并非发自第一线的报道。伦敦爆发瘟疫那年，笛福只有五岁，对灾情谈不上有详细的记忆。他写成此书出版时，那场灾难已过去半个世纪。伦敦的中世纪木结构房屋，在1666年的大火灾中付之一炬，早已被砖石房屋所取代。读者打开这本书，多半是把它当做历史读物，甚至是当做“真实的回忆录”。事实上，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机巧的艺术品”（a cunning work of art），其栩栩如生的描述主要是出于笛福的想象。
笛福为何要写这样一本书？为何将它做成虚构的回忆录形式？
英国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曾为该书1966年企鹅版撰写导言，认为笛福不管是作为小说家还是新闻记者，他都丢不开这个题材。1720年，马赛刚好爆发瘟疫，英国报纸对此反响较大，由于当年的瘟疫就是从荷兰传来，人们难免提心吊胆，生怕英格兰再次遭到侵袭；作为新闻记者，笛福善于捕捉热门话题，也总是选择热门话题创作小说；而以瘟疫题材创作一部小说，可以利用公众想象处理私人经验，将他童年的混沌经验组织成形，因此作为小说家，他也会对这个题材感兴趣。至于这篇小说所采取的形式，安东尼·伯吉斯认为，作者是故意让它读来像一篇真实回忆录；在若干种参考书的基础上，他想再写一部像《鲁滨逊漂流记》那样广为流行的小说。
但是读者看到，《瘟疫年纪事》既无主角也无情节，读来不像一部小说。以文学史衡量，“伊丽莎白时代以来的作家，包括像理查德森那样的流行小说家，行文讲究典故暗示，显示古典文化修养，操纵人物和情节如同木偶剧大师，可谓是高度自觉，相比之下，笛福的小说显得缺乏艺术性，语言也不够雅驯”。该书2003年企鹅版编辑辛西娅·沃尔（Cynthia Wall），在其《导言》中也说到，“这个作品因其显而易见的东拉西扯，因其‘非线性’情节而经常遭受批评；作者往往是一个故事还没有讲完，就开始讲另一个故事，然后回过头来做补充叙述，而那些层出不穷的离题话无疑是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辛西娅·沃尔把《瘟疫年纪事》的写作形式归结为“介于长篇小说、死亡警告书（a memento mori）和自助读物之间的杂交类型”，认为这是笛福讲述故事的一种模式。
说笛福的叙事缺乏组织，有点东拉西扯，也不算是一种苛评。书中评议伦敦市政府将房屋关闭起来的政策，大有重复累赘之嫌；有关“三人行”的叙述，原文中间隔了五十多页，差点让人以为没了下文；叙事人屡屡交代“……这一点我稍后会详细讲到的”，有时也像是遗忘了似的并未兑现诺言……这种行文倒是适合一个“伦敦鞍具商”的私人札记，有点东拉西扯也无伤大雅。值得注意的是那个“非国教教徒”的观察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