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团大战·利剑划破囚笼 精彩片段：
一三 日本通过《中国事变处理纲要》，毛泽东坚决回击蒋介石
毛泽东指示，坚决回击蒋介石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日见嚣张，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指示，除了命令江南部队迅即北移，并从华北派遣一部兵力加强华中外，还要求所有华中及山东的党和军队必须紧急动员起来，为坚持抗日根据地、打破顽固派进攻而奋斗。指示提出，军事指挥，叶挺未到江北前，统一于陈毅、刘少奇指挥下；叶挺到江北后，统一于叶挺、陈毅、刘少奇指挥下。中原局统一领导山东与华中，山东分局划归中原局管辖。指示要求全国各地对于国民党这一进攻及其在全国的高压政策，必须坚决反对之。
早在国民党五中全会时，蒋介石在会上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和巩固党基》的报告，声称：“对中共是要斗争的，不好怕它……我们对中共不好像民国十五六年那样，而应采取不打它，但也不迁就它，现在对它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根据这种“与中共作积极之斗争”的精神，全会决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原则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确定成立防共委员会，严密限制共产党和一切激进分子的言行。
稍后，蒋介石又秘密批准颁布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严令执行。
这时，蒋介石仍主张继续对日抗战，严厉谴责汪精卫的投降活动，他的防共反共的全盘打算主要是在内部酝酿和布置的，并没有完全公开出来。
不管怎么说，国民党五中全会可以说是蒋介石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点。正如周恩来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分析的：国民党五中全会后，开始走“向下发展的道路”，重心由对外转向对内，眼光由看前线转向看共产党的根据地，开始着眼于“如何限制共党，防备共党，乃至反对共党，如何消灭同情共党的影响及其分子，如何消灭国共以外的中间分子，以冀造成国民党独霸的局面。于是思想复古，摩擦丛生，一切抗战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之自由，极受限制。对共产党，对陕甘宁边区，对八路军、新四军，乃发生许多苛刻之要求，无限之限制，不平之待遇，以至杀人、捕人、武装冲突”。
在蒋介石看来，八路军急剧扩大，而且到处抢地盘，占一块地盘就建立政权，如此蚕食下去，这江山将归属谁家！想到这里，他在日记中写道：“共党乘机扩张势力，实为内在之殷忧。”“目前急患不在敌寇，而在共产党之到处企图发展，沦陷区游击队之纷乱无系统……应定切实对策，方足以消弭殷忧也。”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蒋介石在国民党五中全会上，秘密批准了一系列反共方案。并密令鹿钟麟训示各县禁止八路军招兵买马，取消冀中、冀南两行政公署。还向各战区下令：禁止未奉军委会命令擅自开往它区，各战区不得兼管行政。
1939年2月，鹿钟麟从重庆开会回到河北，腰杆子挺直了许多。第一天办公，他先给朱德、彭德怀拍了一份电报，要求八路军立即退出河北，交出全部游击队；随后，他摊开地图，开始填写八路军占领区各地区、各县专员和县长的委任状。第二天，他又密令各部队伺机多占地盘。
与此同时，河北的张荫梧和山东的秦启荣等部，到处袭击八路军，制造流血事件。他们公开叫喊：“宁亡于日，不亡于共。”“八路军一定要交出政权！”
共产党不再让步，来了个针锋相对。中共中央电示朱、彭：一、要求当地高级指挥官兼地方行政官，撤换鹿钟麟，以朱德兼河北省主席；二、冀、察、鲁三省战略位置重要，八路军只能增加，不能减少；三、晋察冀边区、冀中、冀南现行政权不仅不能取消，而且山东及其他地区也应照此办理；四、政府发饷少，八路军及游击队要吃饭，停止征粮实难从命；五、对于非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轻易让步。
1939年5月底，毛泽东看到了三个月前蒋介石秘密批准的《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这份绝密文件里，提出两种对付共产党员的态度：“上层注重‘理性之折服’，以严正对之；中下层当予以事实上之打击，以严厉对之。”毛泽东发话了：“来而无往非礼也！他们要打，我们没有办法。”6月10日，毛泽东在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反摩擦的指导方针：“积极帮助蒋督促蒋朝好的一边走，仍然是我们的方针……统一不忘斗争，斗争不忘统一，二者不可偏废，但以统一为主，磨而不破。”
在《共党问题处置办法》中，在军事方面要求八路军、新四军之军政军令必须统一于中央，不得脱离驻地，不得要求划给区域，不准扩充武力；党务方面要求共产党服从三民主义，服从领袖，遵守抗战建国纲领，不得在各地有任何秘密或公开之组织，停止宣传共产主义，不得单独设立机关报与杂志及印刷各种宣传品；行政方面，要求共产党取消地方政权，共产党所办教育与训练机关或停办，或由中央接收等。
平江惨案发生后，整个形势急转直下。在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的追悼会上，周恩来送了挽联，上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