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 精彩片段：
第六章 忠诚之忠诚
第一章
关于“红岩”的故事，小说的版本仅仅是革命先烈们在狱中的一段艺术再现，而围绕“红岩”那段革命历史的真实故事，其实远远比小说要复杂得多，它包括了“11·27”大屠杀之后的几十年来甚至今天还在继续的故事……
无法想象，当我走进那段历史、与那些曾经在白公馆和渣滓洞坐过牢的脱险难友——虽然现在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及其那些烈士的亲属们接触之后，我的内心产生了强烈的震撼：“红岩”真是一座血红血红的丰碑，在这块血红血红的丰碑上，凝结了许多我们无法想象甚至难以理解的撼天动地的故事。
在红岩革命历史人物中，有这样一位历经坎坷、饱受屈辱却对党忠贞不渝的人。他的名字叫谢育才，是红军时期的中共江西省委书记。谢育才在解放后先后担任汕头市市长和湖南农垦局局长等职。他一生中历经苦难和曲折，曾4次被捕入狱，3次被开除党籍。即使在解放后仍一直不被重用，并屡次被党错误地判定为“叛徒”，直至1977年含冤病逝，终年74岁。谢育才留下遗愿，叮咛妻子和孩子，一定要忠诚于党，并求得党的理解，澄清事实，表现了一位具有崇高共产主义信仰者的伟大情操。关于谢育才的名字，党内的同志不知道他的名字，广大读者更不了解这位老共产党员。我们在此略作介绍，以作为对他的一份思念：
1904年生于海南万宁县贫穷农家的谢育才，思想进步、血气方刚，年轻时就在家乡组织成立了农民自卫军，通过武装斗争占领了万宁县城，成为海南琼崖地区农民起义最出色的领导者之一。1926年4月，年仅22岁的谢育才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重大的政治选择，注定了他一生颠沛流离、历经坎坷。也正是因为这庄重的政治选择，使谢育才在其后的革命道路上，不论遭受怎样的挫折和不公正待遇，始终义无反顾、终身不悔。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海南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挫折，这时的谢育才担任了中共万宁县委书记，并出色领导了1927年11月的万宁起义。虽起义队伍因缺乏作战经验，暴动以失败而告终，但却强烈地震撼了当地的反动统治。次年夏天，国民党第11军镇压海南革命势力，局势更加严峻，原来生气蓬勃的海南革命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之中。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敌人进行血腥屠杀，对共产党干部一律格杀勿论。狡猾的敌人还常常身着便装，假冒红军战士，敲老百姓的门，一旦开门，便惨遭毒手，搞得老百姓谈之色变。红色武装被迫撤退上山，或者撤至香港。11月的一天晚上，敌人荷枪实弹，包围了谢育才的家，疯狂的敌人逢人便杀，谢育才卧床不起的母亲，及其他的大哥、大嫂、二哥、二嫂和4个侄子全部被敌人用刺刀捅死，全家遇难的9人中最小的年仅9岁，鲜血溢满家室，惨不忍睹。谢家所有家产也全部被投收，宅居毁于一旦。谢育才得知全家被害的噩耗时，这位堂堂七尺男儿，双膝跪地，仰天长啸，悲愤至极，数次晕厥在地。然而，反动派的凶毒行径，更坚定了这位共产党人的信念，他发誓要与反动派斗争到底。
这也是谢育才为什么能够在漫漫革命征途中屡受挫折仍百折不回、义无反顾的跟定共产党闹革命的原因所在。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谢家灭门惨案当天，实际上有3个人幸免遇难：一个是谢育才前妻，一个是他们的女儿谢莹，还有一个是他的侄女。不久，他的前妻和女儿又被敌人抓住，以300大洋强迫卖到外地，前妻后来生死不明，小小年纪的女儿到处流浪，最后被谢育才的侄女带回家乡，孤苦生活……
9年后的1937年6月，谢育才作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代表与粤军及国民党当局谈判，提出6条原则：1．国民党立即停止向红军进攻；2．国民党要实现民主自由，动员人民抗日；3．国民党释放一切政治犯；4．我方保证取消军政委员会，停止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5.我方停止没收土地和打土豪筹款；6．我方取消番号，改变名称，在国民政府统一领导下抗日。国民党方面提出“即日发表投降自新宣言；全部投诚，有枪者点编，徒手遣散”等苛刻条件，使谈判几近陷入僵局。谢育才想着全家被杀，大仇未报，今日还要同他们同桌谈判、合作，还要一再受其侮辱和逼迫，实无法容忍，谈判现场，竟几度伤心得直掉眼泪。然而当他想到国难深重，民族危亡之时必须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时，只好忍住家仇之恨，遵照党的指示，继续和谈。也正是因为这次公开和谈，报纸上登载了谢育才出任中共方面和谈代表的消息，让远在海南的乡亲知道他还尚在世间。海南地下党组织当即派出游击队员梁居民带着谢育才的女儿和侄女，千里迢迢赶到闽西与谢相会。劫后余生的亲骨肉相聚，谢育才悲喜交集，抱头痛哭。由于女儿谢莹不懂普通话，而长期在外的谢育才也忘了家乡话，父女俩人近在咫尺，竟不能互通语言，只得由梁居民当翻译，此情此景，亦悲亦喜，令在场的同志们泪雨纷飞。此后，谢育才将女儿谢莹留在身边，并于1939年送其到延安学习。他的侄女则继续从事革命工作，后遭日寇杀害。
在海南屠杀事件之后，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万宁县委决定将一部分较为暴露的同志撤出岛，谢育才接受广东省委指示，赴马来西亚、新加坡协助收容安排流亡在外的中共党员干部，他的任务完成得相当出色。
1930年初，谢育才取道香港准备回琼崖。时值香港工人上街游行示威，谢育才不慎被捕，审讯时他急中生智，报假名，称自己是在上海读书的新加坡华侨子弟，准备返沪就学。军警找不出其余什么证据，遂将其“驱逐出境”，由便衣送至上海。
谢育才来到上海后，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后在上海闸北区第三街道党支部工作。这年6月，上海举行大规模的抗议“台湾沦陷日”活动，地下党要求全体党团员都要积极参加，尤其是各党支部负责人要站在队伍前列。这是一次典型的“左”倾盲动行动，游行示威之前各领事馆周围早已布满密探，只待时机一到就抓人。危险已近在眼前，而此次行动总指挥却浑然不觉，时间一到，即发出行动指令，各支部党团员便开始散发传单，立刻有数人当场被捕。谢育才此时担任第三街道支部负责人，虽对如此行动有意见，也只好执行命令，继续散发传单，随即也被捕。此次行动造成很大损失，共有7名地下党负责人被捕入狱。谢育才被关在一间小牢房里，狭窄的空间挤了30余人，生活条件的极度恶劣，加上沉重的思想包袱，谢育才病倒了，被送进犯人医院，在开刀中差点送了性命。1931年4月，谢育才刑满出狱，先后担任红军福建军区第二军分区政委、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闽粤赣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等职，为领导闽西保田斗争作出了特殊贡献。
1940年10月，中共南方局指示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统一领导广东、广西、江西、湘南、闽西南、香港等广大地区地下党的工作。南委书记方方，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文彬，组织部副部长郭潜，宣传部长涂振农，秘书长姚铎，委员王涛。11月根据南委安排，闽粤赣边省委副书记谢育才被调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1941年6月，谢育才抵达江西吉安，住省委统战部长林鸣凤家。7月初，到达江西省委机关所在地安福山。这时，谢育才看了前任书记郭潜写的3年工作总结，又听了代理书记颜福华的介绍，感到江西省委的情况非常严重，因为江西省委领导下的4个特委，实际上已名存实亡，省委机关也不健全。他深感自己责任重大，决定迅速把江西省委下面的组织建立健全。隔日，他随省委宣传部长骆奇勋一，跟着交通员李铁拐下山，直奔吉安。
到吉安后，当晚谢育才一行住在一家小旅馆。晚8点左右，谢育才和骆奇勋分别被国民党中统局江西省调统室行动队密捕。他的宣传部长骆奇勋随后叛变。审讯中，谢育才听特务叫他“谢书记”，不禁大吃一惊，因为此时谢育才的化名是李志强，职业是教员。这时，特务又说出了谢育才何时来江西、来江西干什么等等，谢育才知道省委机关一定出了叛徒。囚在敌人枪杆之下的谢育才痛心疾首，可又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