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风·中国明星城市发展史 精彩片段：
第九篇 义乌：田埂上崛起的“曼哈顿”
第二章 “拨浪鼓”奏出的乐章
义乌地处浙江中部，古称乌伤。有关它的地名，还与一则美丽动人的传说相联着：传言有一个叫颜乌的孝子，此人出身贫寒，却深知礼义和孝敬之道。那时中原战乱频繁，为避战祸，颜乌和他相依为命的父亲都来到江都义乌地域居住，不久父亲病重而逝，悲痛欲绝的颜乌因家中一贫如洗，为了埋葬父亲，他用双手刨坑，手指破了，鲜血和着泥土，一群乌鸦被他的孝行所感动，纷纷帮他衔土葬父，乌鸦的嘴伤痕累累，颜乌也因此悲痛欲绝地倒在了父亲坟旁……乌伤的地名便取自“颜乌葬父”之说。
义乌当头，反映了义乌人的传统美德。然而，为了能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繁衍生息，颜氏的后代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开山耕地，培育和种植出了大批枣树和甘蔗，从此义乌因盛行制糖业和出产金丝琥珀枣而名扬天下。地处浙中的义乌，旧时山穷水稀，交通闭塞，虽说有钱经商者不愿长此驻足，却也留住了一批历代官府贬谪的人众和一拨拨战乱中的败将伤卒。渐渐地，义乌成了一个人多地少更穷得出奇的地方。穷则思变，于是，就有人想法将地里的甘蔗制成糖块，然后到异乡以糖换物，再将换来的物品分类，或卖掉变现钱，或做肥料种植粮食。据《义乌县志》记载：早在清乾隆时，本县就有农民于每年冬春农闲季节，肩挑糖担，手摇拨浪鼓，用本县土产红糖熬制成糖块或生姜糖粒，去外地串村走巷，上门换取禽畜毛骨、旧衣破鞋、废铜烂铁等，博取微利，清咸丰同治年间，糖担货仓增至妇女所需针线脂粉、髻网木梳等小商品。抗日战争前夕，本县操此业人数增至数万，发展成为独特性行业——“敲糖帮”。
也许北方人谁也没有见过“敲糖帮”是个什么样，但在南方，30岁出头的人几乎都见过那些手持拨浪鼓、肩挑货郎担的换糖人。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一到农闲，特别是正月过年的那些日子里，换糖人来得就特别多，几乎天天能见着。此次到义乌采访，方使我明白儿时天天盼的换糖人原来竟是今天的写作对象，这不免让我记忆起小时候的一幕幕情景。那时，家居乡下的人过年过节时，总要杀鸡宰猪，而余下的鸡毛猪骨头常常被扔在一边，老人和小孩则喜欢把这东西捡起来收拾好，一等摇拨浪鼓的货郎担来，便可以换一块甜甜嘴的棒糖、卷糖。如果东西多一些呢，家里的大人就要从货郎担那儿换回些针头线脑的日用品。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奶奶每次梳头时总要把梳子上的一缕缕掉下的头发卷好后积存起来，等货郎担来后就拿出一卷卷头发给我这个大孙子换上一两块糖吃。那时我多么希望奶奶每次梳头都掉下些头发。而我奶奶呢，虽然已是90高龄、风烛残年的老人，可她至今仍保留着积存残脱头发的习惯。说来也巧，1999年的春节，当我从义乌采访完毕顺道回老家时，我的奶奶竟又从她的床底下拿出一大卷头发，说阿明（我的小名），你看我一直把头发给你留着呢，可现在的换糖人怎么再也不来了？我赶忙接过那一缕缕花白的头发，忍不住告诉奶奶，说过去那些换糖人早已不出来了，他们现在做大生意，都富了。奶奶一听，两眼一亮道：真是世道变了，过去的换糖人是最苦、最可怜的人哪！
我奶奶的话没错，但她老人家不像我这样有福气，亲眼目睹过去的换糖人现今个个都富得快要流油的景象！
“敲糖帮”？拨浪鼓？如今我还能见得到你们吗？
当我知道儿时看到的换糖人货郎担都是义乌人时，来到义乌的第一件事就想再见一见那二三十年前常常盼望在村头出现的“敲糖帮”，以及他们手中咚咚响的拨浪鼓。然而我寻觅了多少天后，一直没有见过一把拨浪鼓（遗憾之际，我特意向当地干部建议应当将传统的拨浪鼓当做一个特色产品大为开发。），于是说到了挑货郎担的“敲糖帮”。义乌人都笑了起来：现在哪有呀！我们都在摆摊开店办工厂，谁还干那行当嘛！其实这一点我也能猜到，只是因为到了义乌，到了拨浪鼓的故乡，它勾起了我儿时对“换糖人”的那份特殊感情，在今天日日尝惯了冰淇淋和雀巢咖啡之余，很想再尝一次阔别了几十年的正宗的义乌青糖块。义乌人又笑了，说我们现在可以给你搬来很多很多糖，却还实在没有哪家能一下给你拿出一块当年换鸡毛的那种糖块了。我听后虽然多少有些遗憾，但在看到当年的换糖人如今家家富裕、户户小康的新景象，心中仍然兴奋为多。
但我还是有一个要求，就是要亲自到一趟廿三里，看一看这个曾经是拨浪鼓和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源地。
廿三里在义乌一带名气很大，由于它同周围5个集镇的距离在旧时均为23里路，故而得名。眼前的拨浪鼓发源地，与我想象中的小镇差距实在太大。你看那数公里长的宽阔大道，主人说最宽处有36米；再看大道两边全是清一色的崭新楼宇，均有四五层高。“从路面到楼房，都是农民自己花钱修建的。”主人不无自豪地告诉我。
就是这个以往只有一条小街的拨浪鼓故乡的小镇，如今仅集镇面积就达四五平方公里，本地城镇居民人数达两万多。加上1万多外地打工者，集镇人口已超过3万人。近千个大中小私人企业密布全镇，组成了已具现代化规模的浙中名镇。据说，小镇上的一块四五十平方米的地基，现今售价在30万元以上。如果在好地段还不止此数。当我跨进镇政府的大院，抬头仰望正面耸立的办公大楼时，我马上为京城的“部委楼”叫屈，因为廿三里的镇政府大楼好气派！
“这是托改革开放政策和义乌市场红火的福。”接待我的几位镇干部连声谦虚，等中午就餐时我才知道他们说的全是实情，与我同桌的5个镇干部中，有3个是当年摇拨浪鼓出身的“敲糖帮”。主人们介绍说，在他们这儿近几百年以来，几乎每家每户都是摇拨浪鼓的。那时，男人挑着货郎担走南闯北去“鸡毛换糖”，家里的女人则把男人们换回来的货物分类处置，或制糖扎花，做些小工艺品，为当家人再次出门备货。廿三里的那条不足两百米的小街，便是远近“敲糖帮”们进行自由交易的唯一场所，也就是后来发展成整个义乌小商品大市场的“始发站”。
“旧街现在还有？”
“有，镇里保留了它。”
这是个喜讯，我情不自禁让主人带着前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