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北上广Ⅱ·上海太昂贵 精彩片段：
第四章 石库门里的“花头”
3、膜拜“红房子”
红房子西餐馆开业于1935年，是上海滩第一家法式西菜馆。上世纪40年代，红房子西菜馆重新开设在现在的陕西南路上，店名为喜乐意（Chzlouise）饭店，因门面漆成红色，被当时常去聚会就餐的工商界人士称作“红房子”。
在上海，不少人学会吃西餐是从红房子开始的。听说当年张爱玲就是红房子的“粉丝”，有一份张爱玲最爱点的菜单：洋葱汤、烙鳜鱼、烙蜗牛、芥末牛排。这几种红房子的看家菜，沪上很多名人都十分偏爱，赵丹、黄宗英、白杨、王丹凤、俞振飞等，都爱点这几款。
所以，红房子也成了上海老克勒（“克勒”是外来语，是“Color”，彩色的意思，音译过来解释的，也有指“Class”作等级、阶级解释的，“老克勒”是指老上海有层次、会享受的上流绅士；旧上海的老克勒，是最先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的一群人，也最先吸收结合西方文化，那时的他们土洋结合，形成了一定时期的海派文化）怀旧的场所之一。
但上海人对西餐、对西方文化的推崇，也是基于其城市性格特征中的实用主义。如果北京人看到的是西洋货，那么上海人看到的是先进文明；如果北京人在意的是“主义”，那么上海人看重的是“利益”。这就是上海人“崇洋媚外”的实质，注重的是这种行为正在和即将带来的实际利益。
不重主义，重利益
上海、宁波、厦门、福州和广州，都是《南京条约》中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但没有哪座城市像上海一样，将殖民建筑林立的外滩作为城市的象征和对外宣传的名片。
英国《每日电讯报》2008年发文称，上海政府耗资2.8亿英镑，“将分割黄浦江与外滩新古典主义建筑的高速公路改建为地下通道，同时拆除有碍景观的立交桥”。这座立交桥就是著名的“外白渡桥”。第一代外白渡桥建于1856年，名为“威尔斯桥”，是座木桥。它是由供职于怡和祥行的英国人威尔斯和宝顺祥行的韦韧、霍梅等20人（多为祥行经理或鸦片巨贩）凑资组起的“苏州河桥梁公司”（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家以桥梁建造为主的公司）投资建造的。2008年，外白渡桥被翻新迁移，重新连接浦江两岸。对此，英国人认为这是个好消息，因为上海政府“已经意识到与水连接的重要性，这对于任何一个现代城市而言都至关重要”。
显然，英国人纯粹是从一座桥的功用来看待上海翻新保留旧建筑的举动。但他们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引人目光的建筑物轮廓线有着如此的英式味道，如果看照片，我们或许会将它与利物浦默西河滨混淆”。
经常有国人指责上海人“崇洋媚外”，可能看到就是这些殖民建筑群的表面。但实际上，上海人崇拜、推崇的，并非西洋货，而是先进的文明。上海人处理原则的实用主义和功利性，注定了他们更在乎某件事物带来的实际利益，而非这件事物的属性或最初进入时的方式。所以，“主义”对上海人没有意义，“利益”才是他们真正关心的。
比如，余秋雨眼中的“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明代进士徐光启，就体现了上海人的“功利心”。《文化苦旅》一书中对此人有非常详细的描述：
这位聪明的金山卫秀才，南北游逛，在广东遇到了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一聊起来，十分融洽，徐光启开始知道了天主教是怎么回事。这年他34岁，对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宗教精神早已沉浸很深，但他并不把刚刚听说的西方宗教当作西洋镜一笑了之，也不仅仅作为一种域外知识在哪篇著作中记述一下而已，而是很深入地思考起来。他并不想放弃科举，4年后赴北京应试，路过南京时专门去拜访更著名的欧洲传教士利玛窦，询问人生真谛。以后又与另一位传教士罗如望交往，并接受他的洗礼。
洗礼后第二年，徐光启考上了进士，成了翰林院庶吉士，这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来说已跨进了一道很荣耀的门坎，可以安安心心做个京官了。但这个上海人很不安心，老是去找当时正在北京的利玛窦，探讨的话题已远远超出宗教，天文、历法、数学、兵器、军事、经济、水利，无所不及。其中，他对数学兴趣最大，穿着翰林院的官服，痴痴迷迷地投入了精密的西方数学思维。不久，他居然与利玛窦一起译出了一大套《几何原本》，付诸刊行。当时还是明万历年间，离鸦片战争的炮火还有漫长的230多年光阴。
这个上海人非常善于处世，并不整天拿着一整套数学思维向封建政治机构寻衅挑战，而是左右逢源，不断受到皇帝重用。《几何原本》刊行20年后，他竟然做了礼部侍郎，不久又成了礼部尚书。获得了那么大的官职，他就正儿八经地宣扬天主教，提倡西方科学文明，延聘重用欧籍人士，忙乎了没几年，劳累而死。徐光启死后，崇祯皇帝还“辍朝一日”，以示哀悼，灵柩运回上海安葬。安葬地以后也就是他的家族世代汇居地，开始称为“徐家汇”。徐光启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种奇异组合：他死后由朝廷追封加溢，而他的墓前又有教会立的拉丁文碑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