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杂忆 精彩片段：
历史是怎样口述的
七六
哥大这个“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在福特基金拨助之下，果然渐次形成了。我也被指派为胡公的助手，正式工作。胡氏也尽释前嫌，开诚与哥大合作。他要我拟订一个“访问计划”，我也就遵命拟订了一个志大才疏的“工作大纲”。
我计划的第一步是把胡氏有关他自传的著作如《四十自述》、《藏晖室札记》、历年日记以及其他零星散文排个队，并择要整编一番；第二步我再以“访问”（interview）方式来填补这些著作的“空白”，作出个详细的“胡适年（日）谱”☾1☽；第三步再根据这个系统中的高潮，择要而做其文章——一方面我可以帮助“胡适”“口述”其“自传”；另一方面我自己也可以根据这个系统和资料，从旁补充而评论之。
哥大已退休的中国文学教授王际真先生（《红楼梦》和《阿Q正传》的译者），就反对人写“自传”。他说写“自传”的人，多半是自己“卖膏药”，“胡吹一通”。当然，“胡吹”的自传，实在太多了。有的甚至吹得太离谱了。
但是“自传”这个东西也是个“两刃刀”——它能帮我辈没啥可吹的人“胡吹”一泡；它也限制了大有可吹的人，使其不能充分地“自吹”。各政党的高层领袖们，新旧两派的尖端学人们……他们都大有可“吹”之道，但是写起自传来却不能自吹自擂。
所以“自传”和“传记”是两门不同的学问。“自传”是“史料”，人人可得而保存之；“传记”是“史学”，是有训练的历史学者的工作。写“自传”的人，其内容的真实性和所保存史料的价值，则是根据作者自己对社会的贡献而定；他要凭自己的记忆力、组织才能、见识和私德来写作，信不信由你。
写“传记”的人则根据他的“职业训练”（professional training）和“职业道德”（professional ethics）而执笔。偏信无征，则是训练不足；曲笔厚颜，则是道德有亏。训练不足，是情有可原的；道德有亏，则其著作就是古人所说的“秽史”了。如果一位执笔人自信训练有素，而道德无亏，则为人作传，虽不中亦不远矣。所以笔者当时替胡先生所拟的“胡适口述历史计划大纲”是“自传”、“传记”两方兼顾的。我要把“胡适学”里面的资料，尽量发掘出来。发掘的方式是以老胡适做矿工，我做助手！
另一方面则是根据这些真实而完备的第一手史料，让公正无私的历史写作者——包括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笔者自己在内——在高度“职业道德”的标准之内，是则是之，非则非之。当吹者，从而鼓之；当批者，则揪出而批判之。这才是学术界应有的批判态度。中国史学批评界，如尚有前途的话，愚意便认为这是唯一的可通之途！
“四人帮”说，写历史要“七真三假”。张春桥、姚文元这批文人，坏事做尽。但是他们却说出了一句做坏事的老实话。写历史的人们所怕的则是，所搞的全是“七真三假”，而嘴偏说是“全真不假”。我想许多读者一定也会同意的，试问吾人今日读历史——尤其是近代史——有几本不是“七真三假”呢？！说良心话，这也是笔者当时对海内外捧胡、骂胡、批胡等等洛阳纸贵的大作，读后所起的反应。
胡先生看了我的计划书以后，也倒颇为欣赏，但是他说我的“计划”“Too ambitious（野心太大）！”那时他出长“中央研究院”的呼声已甚高，胡氏亦显然有意返台，他或许自知旅美时日无多，所以他嘱咐我把规模缩小。
这时已拿了资本家一笔小款的哥大当局，当然也希望早出点“货”，庶几可以向他们展示点我们的“产品”，好让他们继续“投资”。主持人对中文稿当然也毫无兴趣，认为应该完全省去。
“计划”我是遵命减缩了，中文稿也决定删除。但是我仍然主张采取“填空白”的原则，因为对已知道的部分，何必再去浪费时间呢？
再者，胡先生一世，学术之外，所见所闻亦多。那都是最珍贵的社会史料和政治史料。我们又何必自宥于“学术范围”之内呢？胡先生则认为既然哥大无意留中文稿，那么这一自传的作用只是向英语读者介绍“胡适”。如此，则不应采“填空白”方式。全文还是以有系统的综合叙述为佳。社会史料、政治史料，也就可有可无了。
我遵胡公之意三易其稿。胡氏再根据我拟的“大纲”逐条修正。他一条条地抄改下去，就誊出那件手书“自述大纲”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