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杂忆 精彩片段：
附录 论胡适的诗
论诗小札之一
德刚按：1977年是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的六十周年，也可说是中国“新文学”和“新诗”的“花甲大庆”！
经过六十年的发展，“白话文运动”今日可以说是“天下大定”。在文学创作上，白话已完全替代了文言。“桐城谬种”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新诗”呢？我们就不敢那样肯定地说了。“新诗”虽然也有逐渐代替“旧诗”的趋势，但是她本身也是多愁多病，照样禁不起风吹雨打。
六十年前胡适已开始“尝试”做新诗了；六十年后这个“尝试”阶段显然并没有结束。相反的，当年“胡适之体”的新诗一出，阅读的人数往往在百万千万以上。可是今日的“新诗”似乎只有诗人们自己在沙龙之内，彼此欣赏，互相赞叹了。
照这样发展下去，则今后的诗人可能就逐渐变成“五四”时代的逊清遗老。他们拖着辫子，在紫禁城内三跪九叩，互叹忠贞，互拟谥法，自得其乐；皇城外面的世界，就和他们无关了。这种现象总归是不太健康的。
今年夏天笔者受刘绍唐先生之托，正拟把胡适之先生当年口述的遗稿稍加整理之时，忽然收到老朋友周策纵先生自得克萨斯州寄来的信和诗。策纵是今日海外研究五四运动最有成就的学者，也是适之先生的忘年之交。二十多年来我们有关胡适的讨论和通信也是屡断屡续的。这虽然是我们少数朋友间的私议，但是像周先生那样有深入研究的学者，虽是茶余酒后的闲谈，亦每有深入独到的见解。所以我连复两封信央请他对“胡适的诗”发表点“有系统的意见”。如此将有助于未来诗人在创作上寻找新方向。
承老友不弃，在溽暑之际他复了我一封长信，也是一篇独具只眼的文学批评。因将原信寄请绍唐兄披露，以便公之同好。如因此而引起海内外更多和更深入的讨论，那就是我们对新文学的花甲大庆最好的寿礼了。
德刚：
两信都已收到，甚慰。近来因旅途转徙多劳，作书颇迟。胡适之先生传稿由你写出，我尝以为至当，盼早成，得先睹为快。你问我对胡诗的看法，这说来话长，现在你行色匆匆，我又忙于他事，只好简略谈谈。
大约在1956年，我和适之先生在哈佛曾有过一些长谈，除了讨论到中国社会政治知识分子思潮等问题之外，也特别谈起过他的新诗。问他为什么不把《尝试集》所没有收入的诗，以及后来的作品，收集在一起，做一诗全集。我说明以后的诗固然不会有那一集的影响了，但总还有历史意义，而且可以综合见到他个人对新诗的主张和努力。他很赞同我这看法，可是说，他似乎把一些稿件都放在某些地方，也许是放在别人处，却记不清了。这很可以看出他晚年主要注意力已不在于此，这本来也是我们早已知道了的。
我尝觉得，胡适的尝试新诗，在见解主张上，除了受英国湖畔诗人的看法及美国意象派主张的启发外，当然受中国传统诗词及同时代作者主张的影响也很大。在诗一方面，如元、白与袁枚，他在日记里早已提到过。在词一方面，如前人所做浅近的小令，尤其如苏、辛词等，都是他的榜样，从他后来和顾颉刚先生合编那本《词选》，就可探出一点消息。此外我看他尤其受了一些通俗小说中浅近诗词的启发。试看他30年代写《无心肝的月亮》时，在诗前还引了明人小说中两句无名的诗：“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也就可想而知了。中国旧式白话小说中引的或做的诗词，多半比较浅显通俗，因为茶余酒后，说书人朗诵起来，听众才容易明白。胡适喜欢看小说，这种影响原是很自然的。而且他很欣赏好的打油诗，甚至有些歪诗，我看这也对他不无影响。他早期新诗的试作，往往脱不了浅显绝句、歌行、小令，苏、辛所喜用的中调，以至打油诗等的气氛，不为无故也。
至于同时代作者的影响，我曾在《五四运动史》里提到过比他较早及同时的白话报运动。在《海外论坛·定形新诗体的提议》里提到过梁启超用曲牌白话译英诗。在《论王国维〈人间词话〉》的第三二节里指出王氏对文学的许多先驱见解。这里不再多说了。
我以为胡适的诗较好的一面是文字流利，清浅而时露智慧。最好的几首往往有逸趣或韵致。一部分佳作能在浅显平常的语言里表达言外一些悠远的意味。这是继承了中国过去小诗小词一些较优秀的传统。梁启超说他特别喜欢的还是胡的小词，可说很有道理。《尝试集》中旧体小诗如《蝴蝶》、《中秋》、《江上》、《寒江》、《小诗》、《纪梦》、《秋柳》，小词如《生查子》、《如梦令》，较长的如《百字令》、《临江仙》、《水龙吟》，及数首《沁园春》，都可算好的一类；新诗如《一念》、《鸽子》、《人力车夫》、《老鸦》、《三溪路上大雪里一个红叶》、《一颗星儿》、《威权》、《乐观》、《努力》、《示威》、《蔚蓝的天上》、《一笑》等，也大致上合于上面所说好的标准。胡适的某些好诗，可用江淹的“明月白露，光阴往来”一语作评，也可用他自己的两行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