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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口述自传_第八章 从文学革命到文艺复兴

胡适唐德刚
传记回忆
总共15章(已完结

胡适口述自传 精彩片段:

第八章 从文学革命到文艺复兴

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

在本卷录音里我想把所谓“文学革命”总结一下。

上面我曾说过,我本是个保守分子。只是因为一连串几项小意外事件的发生,才逐渐促使我了解中国文学史的要义和真谛,也使我逐渐认识到只有用白话所写的文学才是最好的文学和活文学。[这项认识]终于促使我在过去数十年一直站在开明的立场,甚至是激进的立场。我最初和住在美国大学宿舍里的中国同学们讨论时,站的便是这个立场。后来回国我撰文、写信和向社会公开发表[有关文学问题的讲演著述],站的还是这个立场。我的主要的论点便是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我认为文言文在那时已不只是半死,事实已全死了;虽然文言文之中,尚有许多现时还在用的活字。文言文的文法,也是个死文字的文法。

这一件是非,也便是1917年前半年的中心议题。但是我自己却一直等到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考过博士学位的最后口试之后,才于7月回到国内。一回国我便发现文学革命的整个命题,已在广大的读者圈中明确地和盘托出。那时的读者圈不太大,但是读者们思想明白而颇富智慧。

当我在北京大学出任教授的时候,北大校长是那位了不起的蔡元培先生。蔡校长是位翰林出身的宿儒,但是他在德国也学过一段时期的哲学,所以也是位受过新时代训练的学者,是位极能接受新意见新思想的现代人物。他是一位伟大的领袖,对文学革命发生兴趣,并以他本人的声望来加以维护。

在北大我也被介绍认识了当时教育部主办的“国语统一筹备会”里的一批文学改革家。这些改革家都是一些有训练的传统学者,缺少现代语文的训练。但是他们都有志于语文改革,对“语文一致”的问题,皆有兴趣。“语文一致”的意思就是把口语和文学,合二为一。这[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的。很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法就只有根本放弃那个死文字,而专用活的白话和语体。

我受聘为该会会员之一,并经常和他们商讨这些问题。这时我就注意到他们都为一个问题所苦恼,这苦恼便是中国缺少一个标准白话。他们希望能有个在学校教学和文学写作都可适用的标准白话——他们叫它作“标准国语”。我当时就很严肃地向这些老学者们进言,我认为要有“标准国语”,必须先有用这种语言所写的第一流文学。所谓字典标准是不可能存在的。没有人会先去查国语字典,然后才动笔去写作——去写故事、小说、催眠曲或情歌。标准原是一些不朽的小说所订立的,现在和将来也还要这些伟大作品来加以肯定。

就拿现代的标准英语来说罢。近如1611年才刊行的詹姆士王朝的英译《圣经》,和伊丽莎白女王时代以及莎士比亚时代所产生的戏曲,才是真正促成英语标准化的原动力。它们的标准都不是从字典里找出的。我觉得我必须告诉这些[寻找标准国语的]人们一项最简单的事实:我们不可能先有“标准”,然后才有“国语”;相反的是先有“国语(白话)文学”,其后才会产生“标准国语”的。

所以,在1918年的春季我就写了一篇长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来讨论文学革命的问题。文章主题之外我又加了两条副题,“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也就是说文学是用国语写的,国语是写文学的语言。本文的全篇大意是阐明不要等到用文法和字典先把“标准国语”订好[然后才来写国语文学],应该就以国语直接写文学。等到我们有了国语的文学,我们自然就有了文学的国语了。

此文发表后的两三年之内,许多人也已看出其中的道理来。青年人也不再以没有“标准国语”而发愁了。他们就用群众的语言去做诗作文。我也以我自己的体验告诉他们,许多伟大而畅销数百年的小说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巨著,早已把白话文的形式标准化了。它们已为国语订下了标准,当了国语教师,未要政府破费一文去建立学校和训练师资。我告诉他们说我本人就是从皖南的一个方言区域里出来的。我家乡的方言便是中国最难懂的方言之一,但是我只是学了一两千汉字,就能欣赏《水浒传》等等的中国传统小说名著了。当我十来岁去上海读书时,我虽然还不会说“官话”(白话),我已经毫无困难地写起白话文了。

所以我后来告诉青年朋友们,说他们早已掌握了国语。这国语就简单到不用教就可学会的程度。它的文法结构甚为简单。我们已经从这些小说里不知不觉地学会了一种语言,一种有效的[文学]工具。我们只要有勇气,我们就可以使用它了。后来,事实证明我这句话是正确的。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全国青年皆活跃起来了。不只是大学生,纵是中学生也居然要办些小型报刊来发表意见。只要他们在任何地方找到一架活字印刷机,他们都要利用它来出版小报。找不到印刷机,他们就用油印。在1919年至1920两年之间,全国大小学生刊物总共约有四百多种。全是用白话文写的。虽然这在1919年所发生的学生运动,是对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一种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为一项政冶运动——但是对传播白话文来说,五四运动倒是功不可没的。它把白话文派了实际的用场。在全国之内,被用来写作和出版。这些青年人的行为也证明了我的理论——我们从阅读欣赏名著小说,而获得了一种[新的应用]文字。

在短短的数年之内,那些长短篇小说,已经被[广大读者群]正式接受了。当我在1916年开始策动这项运动时,我想总得有二十五年至三十年的长期斗争[才会有相当结果];它成熟得如此之快,倒是我意料之外的。我们只用了短短的四年时间,要在学校内以白话代替文言,几乎已完全成功了,在1920年,北京政府教育部便正式通令全国,于是年秋季始业,所有国民小学中第一二年级的教材,必须完全用白话文。

政府并且规定,小学一二年级原用的[文言文]老教材,从今以后要一律废除。小学三年级的老教材限用到1921年。四年级老教材,则限至1922年[过此也都一律废除]。所以在1922年以后,所有的小学教材都要以国语(白话)为准了。

作品简介:

本书由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

一般人对口述自传的了解,大抵是从唐德刚这部《胡适口述自传》开始的。这是唐德刚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所公布的胡适口述回忆十六次正式录音的英文稿,和唐德刚所保存并经过胡氏手订的残稿,对照参考,综合译出的。这也是唐德刚在哥伦比亚大学与胡适亲身交往、提着录音机完成的一项傲人的“口述史传工程”。

在这里,胡适重点对自己的一生的学术作总结评价,而这评价反映出胡氏晚年的思想与他中少年期的思想简直没有什么出入。唐德刚将其英文口述译为中文后所作的注释评论,却是不可不读的好文章。这本书“传”与“注”已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就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而言,注释部分的分量,恐怕还在传文之上。1970年代,海外史学界盛称《胡适口述自传》:“先看德刚,后看胡适。”

作者:胡适 唐德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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