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口述自传 精彩片段：
第十一章 从旧小说到新红学
上文我曾说过“整理国故”——有系统和带批评性的“整理国故”——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一部门。我也曾提出我们致力研究的一方面便是中国思想史。我个人比较欢喜用“思想史”这个名词，那比“哲学史”［更为切当］。我并举出我对禅宗史的研究，以及我如何从头改写禅宗史，用它作例子［来说明我们整理国故的方法和过程］。
今天早晨我想来谈谈中国［传统］小说，那是中国文学史的一部门。在以前诸章里我曾举出那几部小说名著，它们都已经畅销好几百年。由于它们用活文字［白话］来替代文言，对近代中国文学革命运动的贡献至大。我也指出，这些小说名著便是过去几百年，教授我们国语的老师和标准。我并强调那些对这种小说有热爱的中国男女和在学青年，于潜移默化之中，便学会了一种有效率的表达工具。这工具便是这一活的文字——白话。它不只是口语，而且是文字，因为这些小说名著已经把这种活的文字的形式统一了，并且标准化了。
所以我们这一文学革命运动，事实上是负责把这一大众所酷好的小说，升高到它们在中国活文学上应有的地位。
我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初期，便不厌其详地指出这些小说的文学价值。但是只称赞它们的优点，不但不是给予这些名著［应得］的光荣的唯一的方式，同时也是个没有效率的方式［要给予它们在中国文学上应有的地位］，我们还应该采取更有实效的方式才对。我建议我们推崇这些名著的方式，就是对它们做一种合乎科学方法的批判与研究［也就是寓推崇于研究之中］。我们要对这些名著做严格的版本校勘和批判性的历史探讨——也就是搜寻它们不同的版本，以便于校订出最好的本子来。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更要找出这些名著作者的历史背景和传记资料来。这种工作是给予这些小说名著现代学术荣誉的方式；认定它们也是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1☽。
我想我实在不必在这方面去鼓吹，最好的办法还是采取实际的行动。因此从1920年到1936年的十六年之间，我就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这些传统小说名著。同时我也督促我们的出版商之一的“亚东图书馆”在这方面多出点力。“亚东”是一家小出版商。它除掉陈独秀和我们一般朋友，编写了一些书交给他出版之外，简直没有什么资本［来印其他的东西］。最后我说服了他们来出版我们的……德刚，我应该怎么说？——［德刚答道：］“整理过的本子。”对了，有系统的整理出来的本子。意思是包括：一，本文中一定要用标点符号；二，正文一定要分节分段；三，［正文之前］一定要有一篇对该书历史的导言。这三大要项，就是所谓“整理过的本子”了☾2☽。
第一部“整理过的本子”
“亚东”首先选了两部较短的本子来付印。其一便是那部讽刺小说《儒林外史》。我常用英文把它译成“An Unofficial History of the LiteratiClass”（知识阶级稗史）［德刚插话：大陆上的英文版译为“TheScholars”］。对的，大陆出了部新的英译本叫“The Scholars”（学问家），那也是相当正确的译名。
这是一部在18世纪出版的部头比较小的小说。这部小说在［20年代］当时并非畅销书，但是它现在却以新姿态——标点本——出现。书前还有陈独秀、钱玄同和我的序言。当这本书在1919年出版时，竟然一纸风行，深为老幼读者所喜爱。这一来我的出版商也相信这也是个生财之道。后来果然如此。
那时陈独秀、钱玄同和我对本书皆甚为推崇。但是我还没有足够的资料，能替本书作者，我的安徽同乡吴敬梓先生作篇全传。因此在该书出版之后，我也就开始收集有关作者传记的资料，这项探幽访贤的工作甚为有趣。因为一般目录学家对吴敬梓的作品都没有著录，所以我把吴氏著作查明交予我的书商，要他们加意搜寻。
有一天，一位书商果然带来了一厚册吴敬梓的诗集［《文木山房诗集》］，集后还有编纂人——吴氏颇有天赋的儿子［吴烺］——一首有关选印诗集的诗。这是全世界唯一的孤本，名著《儒林外史》的作者的诗集。我只花了一块半钱［约合当时美金五角］便买到了。我把吴氏的诗文集和安徽《全椒县志》参校研究，所以在《儒林外史》标点本出版后三年，1922年冬，我就能写出一篇相当完备的《吴敬梓（1701～1754）年谱》了。
我研究的第二部小说是《水浒传》。《水浒传》很像英国的《罗宾汉》（Robin Hood）那样传奇英雄的故事。赛珍珠（Pearl S.Buck）把它译成“All Men Are Brothers”（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实在很差劲。《水浒传》原义是“湖畔强人”或“水边盗贼”（“The Bandits of the Marshes”）。那是一部谈一百单八条好汉的故事，他们被苛政所迫，不得已违反本意，落草为寇☾3☽。
所以大陆今日竟认为它是一都“普罗小说”，事实并不如此☾4☽。不过那是一部具有反抗意识的文学作品，则是无可讳言的。
这部小说在中国一直是一部畅销书，因为它描述一种“罗宾汉”一流的英雄好汉，为青年读者所喜爱。同时也是因为这一百单八条好汉中几位领袖，都有其特出的性格。
我于1920年7月发表了篇详尽的《〈水浒传〉考证》；翌年6月，我又写完与前文几乎一样长的考证续篇。两篇加起来总共有四万五千多字。算起来，比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为他所写的剧本所加写的导言的平均长度还要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