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故宫看大门_扒车

扒车

从一开始我就反对“上山下乡”。这倒不是说我那时就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有什么学理上的质疑，而是因为它搅了我玩“无线电”的兴致。自“复课闹革命”以后，除了偶尔把自己锁在屋子里，窗户蒙上床单遮住光，冲洗放大几张黑白照片之外，我的一门心思都在有两级高放的超外差收音机上。

一九六八年一开始分配上山下乡名额，头批到北大荒的名单中就有我。我没搭理学校给我发的通知，再说我那么忙，也没有工夫解释。

因为自己没去，所以去北大荒的同学动身出发我也就不好到火车站送行，否则像是陪了法场又转身回来一样，对不住朋友。其中有几个同学还是我平素最要好的，他们理解我，我也就不用把那些话非拿到火车站去说。事先找了个地方，大家吃一顿。人互相明白，话其实不用多，两句就得。

他们走后第二天，有几个送行回来的同学说起头天车站里的月台上人山人海，车一动，车上车下哭作一团。我不知道从哪儿来的那么大的气，也不知道是对谁发那么大的火，竟高声叫喊起来：“哭就不要去！去就不要哭！”

这样黑头黑脸的话一出口，我也觉得不合适，可既然说了，嘴上就不能软，扭头回家了。再说，我刚装好的那个带高放的收音机短波波段老也收不到信号，干扰信号的杂音倒是一大堆，几天来茶饭无心，我不能在学校里再多耽误工夫。

接着又分了一次内蒙古插队，名单上还有我，我仍旧没去。军宣队问我理由，我说我从来不吃羊肉，怕膻。人家说，不一定非去牧区，这次也有农区的名额。我说农区也养羊，一回事，以后再说吧。

紧跟着是到山西雁北，就是宋代杨家将跟辽国契丹人打仗的那个雁门关以北的地方。这时候大概到了一九六八年的年底，学校里的军宣队撤了，换成广安门火车站搬运站工人组成的工宣队，由他们来管理我们这些半大小子。山西插队的名单下来了，里面居然还有我！工人可不像张家口口外来的解放军，他们是地头蛇，又是搬运工，走街串巷的，大街胡同的地理都熟得不能再熟，也不跟你多费话，径直找到管你们家的居民委员会，让街道上的老头儿老太太跟你磨。可我还是没有搭理他们。

不过事过三十多年之后，前些时候打电话回去找我四中时候的老学长、大我四届的傅同华先生聊天，当初他去的就是山西。我不免又提起这段旧话，他不以为然地说：“不是你说的这话。你搭理过他们，我记得清清楚楚的。你仗着自己家里就你一个孩子，跑到工宣队驻扎的教研组小院，冲着工宣队大胖子耿师傅的面就说：‘两丁抽一！两丁抽一！’他的鼻子都快气歪了！”

我翻来覆去地想了半天，实在是记不起来了，不过这话倒像是我说的。山西我也没去。可形势比人强，给我来了一个釜底抽薪：父亲让机关的造反派给抓到专案组去了。起先说是什么“权威”，我知道那是瞎说，他算什么权威。要是权威，“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早都给打倒了，哪还用等到这会儿？果然不久又改说是“特务”，其实这也是瞎说。不过后来，等父亲死在专案组的大牢里面好多年后，父亲的好朋友，在大学里当教授的许伯伯找到我们，对我说，父亲的问题是牵涉到当时的邮电部部长朱学范先生的案子里。“文革”里面说他们是蒋介石搞苦肉计、特意留在大陆的钉子。那个年月，如果跟蒋介石有瓜葛，都不用专案组出手，无论什么人闭上眼睛就能判个特务嫌疑。许伯伯说他自己也是受这个案子牵连，吃了不少苦头。

权威也罢，特务也罢，总之是父亲的工资给冻结了，家里也没多少收入了。精挑细选是我们的追求，家里的大人如果出了事，孩子说话就不能那么硬气，否则动不动就可以往“阶级斗争”上扯。我人再傻，这点上还算识相。所以我也开始打主意找落脚的地方了。

去山西的几个朋友和我特别说得来，所以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们。过了几天，看见母亲脸上虽然没有什么笑容，但话多了两句，我就瞅个机会对她说：“妈妈，过两天我到山西去会个朋友。”母亲一脑门子的官司，大概也没有心思理我，待搭不理地冷笑着说：“山西？还会个朋友？多大的口气！”她看来并没有当真。

有了她这句并无反对意见的回答，我开始自己准备行装，过了几天就和同住在一条街上的小学学长阿城一起奔赴雁北找朋友去了。

母亲在我走后几天才发现我不见了。她在单位里也要整天政治学习，虽然大家都是口是心非，但钟点够了才能回家，一般要耗到晚上十点钟以后。我走前留了个字条给她，说是与阿城一道走的。母亲看见字条大约是慌了，因为她知道我身上平常最多只有几块钱，父亲的工资一冻结，就更没有多少零用钱给我了，于是她赶紧去找阿城的母亲打听。

人家的母亲到底见过世面，并不慌张，说：“噢，是去了。阿城说是扒车去。”“扒车去？什么叫扒车？扒什么车？”我母亲的普通话不好，一些俗语不能确切领会，只得再深问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