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故宫看大门_我在故宫看大门

我在故宫看大门

七十年代一共十年。十年里的头一段我在云南农场刨地，后一段我到研究所读书，中间一段我在故宫看大门，过的是值夜、巡查、站岗的日子。

记得当初，王世襄（畅安）先生看见我站岗巡查有模有样的架式，就戏赏了我一顶“锡庆门行走”的“顶戴花翎”。我听了赶紧对先生拱手道：“受之有愧，却之不恭。”嘴上虽这么说，心里其实还是很受用。“文化大革命”这么些年，倒霉的事情一箩筐，得到这份差事还真的不容易。只是三十多年过去，和紫禁城又是相隔万里，时空距离都已久远，想得起来的旧忆像是断了线的珠子，串起来可就难了。两年多故宫“行走”的日子如今也就还剩下那么三五件事算是有个印象，不妨就一折一折记在这里。

一、我本是“知识青年”

我是一九六九年的年底和几个朋友到云南西双版纳的橡胶农场插队，一直干到一九七二年的四月。后来回到京城，理由却并非是“病退”或者“困退”，也就是病痛缠身，或者家庭困窘，这在当年是“知识青年”返城两个必备条件之一。据说为了“满足”这两个条件，当年各地知青办公室的办事员不知从中得了多少好处，一时竟成了令人垂涎三尺的肥差。

我是以探亲为由从农场脱身的，因而也就免去了上下打点、疏通关节的尴尬。一路上走走停停，当年六月回到北京，借住在景山东街的教育出版社大院里。出版社是已被撤销的单位，大院里的空房甚多，留守处的老高也乐得做个顺水人情，爽快地借给我一间小屋暂住。谁知后来“造反”回京的人越来越多，且大都在京城里没有去处，不得不在大院里寻找栖身之所，搞得老高不胜其烦，他也就渐渐对我们有了“请神容易送神难”的怨言。不过我并不为之所动，一直坚守到一九七六年将户籍转回到北京。

有了正式的户籍，接着就要谋职。那时我的学历勉强算是初中三年。因为“文化大革命”爆发，连毕业考试都没有来得及，后来好不容易得了一张抬头上印有毛主席语录“知识青年要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毕业证书。这张印制粗糙的初中文凭我精心保留至今，为的是要时时记住那个年月。

以此背景，我对前途并无奢望。区政府安排返城知青的工作人员问我的打算，我也直说，只要工作清闲，得空能让人看看闲书就成。兴许人家是看我年轻力壮，好意分配我到东郊通县的一家无线电工厂，接着又分配沙滩大街路北的液化石油气站。我对前者说离家太远，耽误不起那个工夫；对后者则说搬煤气罐要的是一把力气，实在干不动。人家看我果真是不思进取，就说现在有个看大门的差事，一天干六个钟头，四天休息一天，这总归可以了吧。起先我以为是跟我开玩笑，后来觉出人家不是说诳，这还是个正经差事，赶忙再细一打听，居然就在离家百步之遥的故宫博物院，我喜出望外，赶紧拱手谢过，满口答应下来。

那年我二十六岁，古人说“三十而立”，我总算抢在“而立”之前有了份生计。我隐隐预感，从今往后生活真要有个大变化了，只是我绝没有想到，命运的转变会来得那样快、那样急：进宫十天，唐山大地震；再过月余，毛泽东过世，“四人帮”倒台；两年之后，我离开了故宫，改头换面重新做了学生。

且说当时到故宫应卯上了班，之后我才知道，在故宫看大门算是“警卫”，也就是准警察，说起来还有个“警级”。朋友们知道了都暗暗称奇，说你一个在“文化大革命”里头让人家审查来审查去的人，这回怎么能进了审查别人的队伍？我学着石挥在《我这一辈子》里演的那个老巡警的话说：“我这个警卫就是个‘看宅门儿的，头一样，先省鞋’。不过这回看的是一个顶大的宅门，给皇上看家护院。”

但自我从王世襄先生手里得了“行走”的封号，就再也不提“看宅门儿”之说了，见人径以“锡庆门行走”自许。没有想到的是，如今几十年过去，我早已离开故宫，也远离了故土，可在朋友之间，“锡庆门行走”的封号却仍然和我如影随形。

二、警卫的制服

去故宫报到那天，先进了神武门，门内靠左手一侧是一幢坐东朝西的大厢房，叫东大房，这就是故宫警卫队的队部。神武门里的另一侧，是与之相对的一幢一模一样的厢房，坐西朝东，叫西大房。那里是警卫队的上级领导警保处的办公室，里面坐着处长、副处长。后来才知道，东大房和西大房原先都是宫里的“敬事房”，是惩戒太监、打屁板的地方。

一同到警卫队报到的连我共是三个人，一个姓刘，另一个姓贾。互通了姓名之后，再细一打听，他们两位也都是插队转回京城里来的“知识青年”。警卫队的田队长、刘副队长、文书老王和两个小队的队长与我们一一见过。开场白说的是故宫警卫队的工作多么重要，审查多么严格，又是如何千挑万选才决定录用我们三人。当着领导，我当然知趣，跟着小刘和小贾忙不迭地说，真是感激组织上的信任和照顾。

开场仪式结束后，田队长补充说，根据上级的决定，除了故宫四座大门的定岗和夜巡队之外，准备在外东路的锡庆门，也就是绘画馆和珍宝馆的入口处墙外再增设一处岗哨，为的是加强对珍宝馆的守护，只等锡庆门外的住房改建完成就开始建岗。田队长指定我为锡庆门新设的内岗小组成员，而小刘分在东华门，小贾分在神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