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传_同让-保尔·萨特的谈话（1974年8月—9月） 时间

同让-保尔·萨特的谈话（1974年8月—9月）

时间

波伏瓦：今天我想谈一个重要的主题——你同时间的关系。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提问题，我想最好还是你自己谈谈你同时间的关系中你认为是比较重要的东西。

萨特：这很难谈，因为时间有客观时间和主观时间。我在等8点55分开出的一列火车时有一种时间，我在家工作时又有一种时间。这是很难说清楚的。我想两种时间都谈，但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哲学基础。

我记得直到八九岁我的时间都很少划分开来，有着许多主观时间，而外在的物体——真实的客观物体——偶然来划分它。到了十岁——你知道的，有根长时期——我的时间有了一种严格的划分。每一年都被分割为九个月的工作时间和三个月的度假时间。

泊伏瓦：这就是你所说的客观划分吗？

萨特：是客观的也是主观体验的。首先它是客观的——在校的九个月是强加给我的生活程序。我度过的三个月假期则是主观的。早上拿着笔进学校同在乡村某地一觉醒来太阳当头照，这不是同一件事。这造成我预期的那种时间的改变。在头九个月我预期着单调——打了分的练习，我可能是第一名或最末一名的考试，被布置下来我在家里客厅做的作业。后三个月我期待着奇妙的东西，就是说，完全不是学校例行公事那一套东西，而是我通过假期在乡村或国外出现的东西，这跟前九个月的日常事务毫无共同之处而代表着一种外地的实在，它出现在我面前并使我迷惑，它是非常美好的。这就是我关于假期的想法——乡村或海滨，在这期间，当我接触到乡村和海，这海或这乡村在我看来当真是奇妙无比。一艘踏浪远去的船可能是一个美妙的东西；林中一条小溪也可能是十分奇妙的。这是另一种实在，我从没有搞得很清楚，但它跟世界的另一部分形成鲜明对照。那种日常生活的实在没有什么惊人之处，而假期中的实在则相反，有些使人惊奇和得到丰富的东西。直到进巴黎高师，甚至进了高师之后，我就是这样体验时间的。在这之后我服了兵役。我服兵役的时间延了期，我二十四岁服兵役，搞气象工作。我住在图尔附近的一间小房里。我记下湿度和天气，我学无线电知识；懂得摩尔斯电码并接收各地的气象情报。夜间我到这房子附近的一个小工棚中用仪器检查气温、湿度等等。总之，我过着一种非常程序化的生活，那时再没有三个月的假期和九个月的工作之分了。服完兵役后我成了一个教师，我已恢复了三个月——九个月的生活节奏，虽然再不是一个学生而是老师，但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同样的东西。有九个月我备课讲课。我有自己的个人生活，这时间是很可观的，因为我每周只教十五六小时课，备课的时间大致相当，这样每周花的整个时间是三十二三小时。我花了很多时间搞文学写作。后来我又花时间在鲁昂同你在一起；我没有课时我们常去巴黎呆上两天。我过着一种非常有规律的生活，而主观时间在其中起很大作用。在勒阿弗尔，我主要做的事是去思考，去感受，以及发展哲学思想；或者我写作《恶心》。在巴黎和鲁昂是有事情做的，有聚会，有要看望的朋友。勒阿弗尔代表了一种主观性——当然不是唯一的，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代表了这种主观性。未来是它的根本尺度。我的主观时间转向未来。我在工作，我工作是为了产生一个作品。这作品显然是一个未来的作品。在勒阿弗尔我一直在写《恶心》，这形成了一种持久、稳固的结合力，这有点像我在中学教哲学的时间或我同我的朋友、我同你的关系这样客观的东西。假期我离开了法国。我们到处漫游，在西班牙、意大利、希腊，我们走遍了每一个地方，这段时间是太值得留恋了，那几个月所看到的西班牙或希腊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从我第一次看到我以前从没有看过的东西———个希腊农夫，一种希腊风景，一座卫城——以来，这种奇景一再对我浮现。这的确是假期的奇观，它是那样鲜明突出地对立于我总是教着同一个东西的中学九个月的生活。这三个月永远是新鲜的，一年和另一年从不类似，是发现的时间。

这一直持续到战争。战争期间直到我从战俘营回来，我的时间的早期划分已荡然无存。一切都是相同的，至少就我的工作而言。一个士兵无论冬夏干的事都是一样的。我是一个气象兵，我过着气象兵的生活。后来我进了战俘营，那儿时间是日复一日地过去。以后我回到法国，那时我恢复了我以前有过的划分——在巴黎牧师中学九个月和三个月假期——假期常在自由区度过，它代表着国外和甚至是比国外更有意味的东西，因为一个人要去那儿不得不偷越这条边界线。战争末期，德国人走了，我离开了中学。我最终地离开了教育界。我成了一个作家，也就是说什么都不是，仅仅靠我写的书过活。而这一年我仍然划分为九个月和三个月，这种划分一直保持到我的整个一生。

甚至现在我仍然是三个月休假。我总是去同一些地方，因此这种奇观是范围较狭窄的，很少出人意外的地方。我去罗马度假，这期间的生活是非常轻松，非常自由的。我同你漫谈一切，我们一起散步。这样，它是一种有些不同的时间，但它并没有带来新的重要体验，因为我对意大利己经十分了解。再也看不到任何我以前没有看到的东西。我在十月回到巴黎，好像我仍在教学，我在七月离开巴黎，好像学期已经结束。可以说九月——三月的节奏从我八岁起一直持续到我现在的七十岁。这是我的时间的典型划分。我文学工作的真正时间是在巴黎的那九个月。假期的三个月我通常是继续工作，但工作得较少一些而世界在我周围展开，我不再能安排一个时间表。那九个月期间我有一套时间表。这依我写的书而定。在假期中我是较多地同我碰巧呆在的地方相接触。我重新找到主观的时间。我主观地受到巴黎的影响，我爱它，我在巴黎呆的时间比别的任何地方都多。而我也主观地受到巴西或日本的时间的影响，这是一种不同的时间，我可以跟人们广泛接触，我可以常去游览，参观那些当地人告诉我们值得一看的东西，这是一种奇怪而混乱的时间，我常有一些异常的体验。这三个月是我体验世界的时间。在假期中有一些不同的把握时间的方式，它们被夜分开，但实际上却没有分开，夜只是代表了一种短暂的停顿。在我的记忆中九个月的日子是聚集在一起慢慢消逝，最后只相当于过了一天。我的时间总是这样划分的，这跟有二十天假的工人时间不同——如果他有那么多假期的话——对他说来，这一年其余的时间完全由同样的工作日组成。

波伏瓦：但你的生活——至少是战后的生活——不完全是像你说的那样有条理、有规律。有时你并没有在巴黎呆上九个月。有一年你在美国呆了四个月，第二年在不是假期的时间你又在美国呆了一阵。你去古巴是在2月。

1950年我们在阿尔及利亚旅行然后在非洲，这大约是4月份。而这一年夏天我们没有度很长的假。我们的生活节奏比你说的更多变一些，更奇异一些。而且我们还度复活节假。

萨特：是这样的。但这儿仍然保有九个月——三个月的框架。在这九个月中有一些未曾料到的事情，但我仍然保持了九个月——三个月的划分。即使我在工作时期有一个旅行，它跟夏季假日旅行的意义不是完全相同的。

波伏瓦：你说在你的记忆中九个月被缩成为一天。而你在巴黎的生活完全是多样化的。你把它说得太程序化。

萨特：一天一天这是程序化的，每一天都有同样的程序。我大约八点半起床；九点半开始工作直到一点半——有人来看我时就工作到十二点半。然后吃午饭，通常在“圆顶”。吃完午饭大约三点。三点到五点我去看望朋友。五点到九点我在家工作。至少在我变瞎了——或者我几乎看不清什么，再不能读和写——以前的这些年我的时间表就是这样的。甚至现在，我也常坐在我的椅子上，坐在书桌旁，写很少一点点东西。我有时做做笔记，但我自己再也看不清楚，而你读给我听。九点我同你或另外一个人——通常是你———起吃晚饭。现在有时我们在你的房间吃晚饭。我们常去饭馆，但现在我们吃不完一块馅饼或者你房间里类似的食品，晚上我们谈话或听音乐。半夜时分我上床睡觉。一天的日程就是这样安排的。一天一天很少变化。我有些天见到你的时间多一些，有时少一些。

波伏瓦：你并不是总是跟同一个人一起吃午饭或度过一个晚上，但这有一个较固定的程序——星期一，一个人；星期二，另一个人；星期三，第三个人，等等。这样一星期的程序多少是不变的。这很重要，因为这意味着相对于你的九个月——三个月的划分，你对每天和每星期的生活也有一个非常详细的程序。这是一个十分有规律的情况。为什么是这样一种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