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墙警卫_第八章 下不了的黄鹤楼 走不出的红围墙

第八章 下不了的黄鹤楼 走不出的红围墙

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名伟人，毛泽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他所一手开创的业绩，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没有哪一位帝王和君主所能相比的。不管是他在世时，还是在他已经去世二十几年后的今天，没有谁能否定这一点的。

毛泽东伟大的一生和人民对他的敬仰，使他从一个普通的人，渐渐成了亿万人敬重、崇仰的心中“圣人”和民族的形象，国家的主心骨。所有这一切，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不管是昨天和今天我们是否曾经反对过“个人迷信”，但人民对自己的领袖所表现出的来自心灵深处的这份感情，始终是真诚和可以理解的。

但是，也许是由于人民对毛泽东的这份感情，不得不使毛泽东本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毛泽东本人历来反对他同人民群众的隔绝，而作为担负他警卫工作的我们这些卫士及公安部门，又必须这样做。

毛泽东是个极富感情的人。除了他工作外，他是非常喜欢能同人随随便便地聊天，谈话，甚至开玩笑的。尤其是随着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走向“神化”时，他的这种心愿就更加强烈，有时到了渴望的程度。我们这些每天为了挤公共汽车，为了排队买一件紧俏商品而整天诅咒大街上的人太多的平民百姓，是无法想象作为一国之主，高高在上的毛泽东的这一心愿的。虽然毛泽东被神化的年代离我们越来越远了，而且在今天我们有些人在议论毛泽东晚年因被神化了后所出现的一幕幕悲剧时，总是不加以客观地分析，慷慨激昂地批评这位伟人这个不是那个不是的，但倘若我们冷静地想一想，并且再加入几个假如的话，大概我们对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就会有一种重新的认识。是的，假如毛泽东能不受卫兵、不受中央的有关规定的限制，能经常接触群众，了解来自真实生活中的真实情况；假如毛泽东能像一名基层的普通领导干部一样，能经常到农村、到工厂、到社会的最基层，亲自听一听干部、群众对党的政策、对自己所制定的路线、方针的意见，而不是靠那些专爱唱赞歌，报喜不报忧的人所送上的“报告”、“材料”来了解情况的话，中国历史上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大悲剧也许不会出现，也许，中国的现代化和人民生活的“小康”在今天就已经实现了。也许，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伟人。

人，没有缺点和错误是不可能的，毛泽东也同样。然而，当我们从卫士那里了解到作为亿万人民的领袖的毛泽东，平时却不能随随便便到一个农舍家吃上一顿红烧肉，随随便便到一趟工厂去听一听那里的工业建设是否搞得对头，我们对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根源，便有了新的认识。

下面是我们从毛泽东卫士口中听到的故事，虽然它们永远不可能出现在正式的历史文献和许多党史教材中，但却从另一个角度使我们对毛泽东、对导致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原因，会有更深刻和全面的了解。

“我是‘文革’前离开毛泽东的，对他晚年所犯的错误并不十分了解。但有一点我是清楚的，那就是随着毛泽东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高后，中央出于安全的考虑，对他的行动也就越来越限制。如果我说一句，毛泽东越到晚年他的人身自由就越来越少这样的话，许多人也许会不相信，可事实上就是这样。这种现象从毛泽东进北京城后以及以后的几十年间就越来越严重。”卫士长李银桥回忆说。在延安，在西柏坡时，只要毛泽东愿意，他就可以带着身边的一个卫士，或者一个秘书，想到哪儿就到哪儿。那时，社会环境正像歌里唱的那样“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虽然我们当时面临的是蒋介石的几百万猖狂的反动军队，但毛泽东的安全却十分保险。那时，人民和毛泽东之间无任何距离。毛泽东可以穿着布鞋，挽起袖子，同老农一起捏粪团，掏泥块，乡亲们也可以提起篮子给毛泽东送红枣和小米，亲热得很哇。可是，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一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他的双脚迈进中南海那高高的红围墙后，情况就不一样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本人从来没有提出并有所表示过怎样的加强他行动安全的任何建议。所有后来对他实行的警卫规定都是中央定的。绝对保证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的安全，中央作出的那一系列安全措施，也没有错。

我们可以从几件事来说明。

第一件事是1949年5月1日那一天。这天，天气特别晴朗，北京正是春意正浓时。

下午约二时许，我在值班室听到电铃响了，便知毛泽东睡觉已醒，便直奔他的卧室。

“银桥，我们到颐和园去。”一听毛泽东这样说，我非常高兴。心想：主席该休息休息，换换脑子了。因为前几个月人民解放军渡江成功，南京解放，中央上下都十分鼓舞，毛泽东这段时间情绪亦极佳。时常吟几句京戏。只是为了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和新中国成立的一大堆事，他没日没夜地会见各界民主人士和起草各种文件，依然不能很好地休息。而今天，他能主动提出来去颐和园，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自然欣喜万分，再说，我们几个年轻人也想好好玩玩颐和园这一闻名中外的皇家公园。那时，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包括那些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过去除了钻山沟，住窑洞外，谁也没有享受过逛公园的福气呢！大概是毛泽东他老人家知道我们的心思，在临出发时对我说：“叫上其他同志，能去的都去。”于是，我们卫士班的同志差不多全体出动，真是沾他老人家的光了。

车，很快到了颐和园东门。刚下车，毛泽东就撇开我们，径直走向一辆比我们先停在一旁的一辆汽车。噢，原来他是有约会！此时，我们这些随行者才恍然大悟。

打西柏坡“赶考”进京后，毛泽东几乎每天都要接见民主人士，或在书房畅谈，或在会场小议，或亲自大驾光临某君家舍。而又有不少次与著名人士是相约在戏场、公园。这一次又是了。我心里不由感慨道：毛泽东啊毛泽东，他的头脑里除了工作还有什么呢？

“主席，您好啊！”这次约见的是位银丝飘荡、长衫拖鞋跟的老先生。他就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柳亚子先生。因为我们进京城的那一天，在西郊机场进行了入城的仪式，检阅三军时，柳亚子先生当时作为各界欢迎代表也在场。柳亚子是毛泽东的老朋友，当年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就与柳亚子先生相识，并从此成了至交。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中央决定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召开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那是1949年2月的事，毛泽东特意让人以他个人的名义给正在香港的柳亚子先生打电报，邀他到京参加政协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