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 精彩片段：
第十八章 互保东南
二、蝮蛇螫手，壮士断腕
早在嘉庆末叶，直隶、山东、河南等省接承白莲教之后，又有八卦教在百姓中活跃。八封教以习拳术为主，兼画符治病。他们以组团结伙来互相帮衬，许多穷困愚昧又不甘于受苦受难的乡民则踊跃参加。人们称这种团伙叫义和拳，入伙者为拳民。光绪年间，山东受德国传教士及教民的欺侮颇深，于是乡民在义和拳的组织下，与传教士和教民对抗。历任山东巡抚李秉衡、张汝梅、毓贤，也对传教士及教民的行为不满，袒护拳民，于是义和拳在山东会众日多，影响日大。毓贤更将义和拳更名为义和团，把它当作维持乡间秩序的团练对待，义和团因而取得了合法的地位。义和团声称，习他们的拳术可以神灵附体，刀枪不入。拳民所崇拜的神灵，或来自民间的传说如八仙等，或来自戏台，如齐天大圣、梨山老母等，或为历史上的名人，如关羽等。毓贤对此笃信不疑。但他的继任袁世凯却不信这一套，视之为邪教，大加镇压。义和团在山东安不下身，便大规模地流向直隶。那时直隶正遇灾荒，大批灾民加入义和团，义和团的声势更加旺烈。为了得到朝廷的支持，他们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帜，在天津、河南、冀州、涿州等地设坛练拳，其中以乾字团、坎字团最为著名。乾团又称黄团，所有人员皆黄巾、黄带、黄抹胸、黄布缠足。坎团又称红团，所有人员一律着红色。他们公然编列队伍，制造兵器，以军法相部勒。
直隶总督裕禄对义和团礼遇有加，以黄轿鼓吹恭迎其大师兄张德成、曹福田至总督衙门，直隶官员们屏息侍立两旁。义和团因此声势更壮了。他们拆电线、毁铁路，扬言要与洋人干到底。
载漪看中了这批人。他要利用他们来对付洋人，代他复仇，并借以巩固大阿哥的地位，早日实现他太上皇的理想。他向慈禧奏报了这一情况，称义和团为义民，可用他们卫朝廷、抗洋人。慈禧很盼望有一支人马来为她出气，但又怕他们是乱民，便打发刚毅、赵舒翘两位军机大臣前往涿州亲自查看。
刚毅深知载漪的用心，一心附和。赵舒翘则是刚毅提携进的军机，明知义和团走的是邪路，也昧着良心和刚毅说一样的话。慈禧相信了拳民的神力，遂召义和团进京。徐桐等人亲出京门迎接。载漪更在王府里设一大坛，亲自拜祭。其他王公世爵，也争相延请大师兄住其府第。至于内宫太监则更迷信，几乎全部入团。一时间，京师成了拳民的天下。
五月十五日，日本书记生杉山彬被拳民杀害。此事在各公使馆里引起震动，纷纷向总署提出诘难，总署则含糊其辞不加追究。接下来几天，拳民在北京城里烧教堂，杀教民，京师陷人恐怖之中。这时一个名叫罗嘉杰的江苏道员正在北京，他向朝廷投了一封密信，说各国正集结军队进攻京师灭亡朝廷。慈禧看到这封密信又惊又怒，接连三天召见大学士六部九卿公议，御前会议上明显地出现两种对立的主张。以载漪、刚毅等人为首主张先下手为强，借这个机会攻打使馆，杀尽洋人，永远断绝与洋人的外交往来。慈禧赞赏这种主张。以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侍郎许景澄，以及不久前由苏藩迁太常寺卿的袁昶等为代表的一些人坚决反对攻使馆杀使臣，挑起中外战争的作法，主张用和谈的方式解决目前的纠纷。光绪的态度与主和派相同。
主和派人少势单，又似乎理屈气弱，在主战派激昂的言辞和凌厉的攻势下，毫无招架的力量。终于，慈禧率文武百官誓师太庙，下诏宣战：“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并褒义和团为义民，拨内帑十万以奖励，召董福祥率甘军攻打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各国政府闻讯，急调人马，组成一支一万八千人的八国联军，从天津向北京进发。
中国近代史上最为荒唐、中华民族在外人面前蒙受最大耻辱的庚子之役就这样爆发了。
朝廷将对各国宣战的诏令用电文通告各省督抚，要他们理解和支持朝廷的这个决定：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
由于直隶全省的电线均被义和团剪断拆除，京师电报局及天津电报总局都无法发报，最近的一处便是济南电报局了。山东巡抚袁世凯用强硬手段将义和团驱逐出境，确保境内的安定。当时的报纸将直隶和山东作了对比，说幽燕云扰，齐鲁风澄，谁是昏官，谁是能吏，乱局到来的时候，世人便一目了然了。而袁世凯也正是借此小试牛刀，为他日后耀人眼目的政客生涯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当下，袁世凯接到从京师用四百里加快递来的诏书后，心里大大地吃了一惊：太后怎么会作出这等糊涂的决定！他不敢怠慢，马上吩咐将此宣战诏书发往上海电报分局，再由上海转发名省督抚。此时坐镇上海电报分局的正是天津电报总局的督办盛宣怀。盛宣怀看到这份电文，跌足长叹：中国将从此面临亡国之祸！这样的诏书发往各省必然引起天下恐慌，接下来的很有可能便是天下大乱。他将诏书压下来，只先向两地发出：一是广州，发往他的老主子两广总督李鸿章；一是武昌，发往他目前正在经营的中国铁路总公司和汉阳铁厂的创办人，他的半个主子张之洞。在盛宣怀的心目中，眼下中国最有见识、最有威望的大臣便是这两位总督丁。
李鸿章收到这份电报，心情沉重忧郁。朝廷掌权的王公大臣昏聩鄙陋，既不识世界潮流，亦不知强弱对比，狂妄而愚昧，欲废皇上而立大阿哥本是错误之举，现在又利用邪教乱民来与各国为敌，更是错上加错，而太后居然就相信他们，把他们的无知蠢想变为国策。太后呀太后，您怎么会糊涂至此！是什么东西使得您鬼迷心窍，丧失了正常的思考？您当年平发捻、办洋务的英明智慧到哪里去了？这样的诏书我们能奉行吗？能在广州打领事馆、毁教堂洋行，用以响应朝廷的决策，支持朝廷的行动吗？办了半辈子外交，深知中国军事力量薄弱的前北洋大臣，此刻心里明晰得如同一面铜镜似的：中国连一个小日本都打不赢，还能跟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俄国这些联合起来的西洋强国交手吗？战争的结局只能是一种后果：中国大败惨败，很有可能被列国瓜分，甚至立刻亡国。
想到这里，七十七岁的李鸿章一阵晕眩，倒在松软的沙发躺椅上，昏昏沉沉中，他仍在思考着这件大事，面前摆着三种选择：一是奉命，二是置之不理，三是明确表示不执行，并告诉其他督抚也不要执行。
奉命是忠于朝廷，但明摆着的是祸乱国家。在官场混了五十多年、历经道咸同光四朝的这位老政客，也知道给国家带来祸乱的人，到头来终究也会给自己及家人带来大祸，无论是为国着想，还是为家着想，都不能奉这个命。置之不理，固然不失为一种良法，但敢于任事、热中出头的性格及二十多年的疆臣领袖的地位，使得李鸿章不选择这个做法。他想回电盛宣怀，叫盛宣怀把电文压一压，观一观中外形势再说。但是，这是诏书，盛宣怀哪敢扣压不发呢？得有一个说法。李鸿章思索良久，终于从稗官野史中得到灵感：不承认这是两宫发出的诏书，而是别有用心的人盗用两宫的名义制造的乱命。每当时局混乱之时，常有乱命趁机而出，辨别真伪，区别对待，是危乱之际为臣子的本分。何以辨别呢？这只能从朝廷一贯的宗旨与此次诏书的内容相对比来区分。朝廷一贯与各国友善，而诏书与这一宗旨完全背道而驰，一纸诏书与无数道上谕相较，只能怀疑这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