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凯歌 精彩片段：
第五章 青山
一九六九年春天,我离家远行。临别的时候,一位不走的朋友打开地图,手指在上面走了很久,终于抬起头,把帽子往下拉了拉,问:你肯定那儿还是中国吗?
这是一片青绿的大山,在云南省。云南在中国的西南,这片不平的绿色又在云南的西南。在那儿,常有老挝人或缅甸人走过来,寻找他们走失的牛群。从边界的零号界碑算起,离北京五千公里。西南部边境的外边,越南人正在和美国人打仗。在我的行装中,有十袋特大号的牙膏,五公斤糖果和一木箱书。书,在我去当兵时全部遗失了;糖果后来在亚热带的草舍中迅速融化,引来了大群的蚂蚁。我把糖果连同蚂蚁一起放进杯子,冲进开水。我知道这涉嫌杀生,可我的健康需要喝这糖水。牙膏却用得很慢。如果每天刷牙一次,一袋牙膏一个人可以用十个月。为了思乡的缘故,我一日刷牙三次,仿佛这样时间就可以过得快些。可我当初买这么多牙膏却是因为再也不想回家乡了。多年后我认真地意识到, 十袋牙膏就是十袋预购的沉甸甸的时间,仿佛预示着我的命运——包括当兵在内,我一共在云南呆了七年,如果保持每天刷牙一次的习惯,我应该把最后一袋牙膏带回北京,另一袋正好用到一半。这七年中间,我回过两次家。我暗自庆幸——有人比我呆得更久,只回过一次家或者没有回过家;还有的,回“老家”了……
识字的人,受了书的感动,无论中外,简朴地走到民间,特别是乡村;教书、疗病、传教、解难,尽力为大众做一点事,自古就有。孔夫子和耶稣都做过,后来者,更是绵绵不绝。他们中间,成功者得了荣誉,失败者得了敬意,贡献生命的,被称做圣人。他们的决定不得自任何人的命令,所以不是为别人才做;他们的行为又给别人以福泽,所以也不是为自己才做。这样的人,总是少数。而在六十年代末期的中国,却有大批城市青少年在多数不自愿又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以军事动员的方式被送到偏远的乡间。而且,他们同乡村大众的关系被颠倒过来,用毛泽东的号召来概括,就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个号召发表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在此后十年的时间内,总数二千万以上的青少年从大小不同的城市走向农村,这场被官方正式称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是“文革”的创举之一。
对于这场运动,说痛苦,说悲壮,说忧伤,说升华,都有之,没有定论。因为牵扯的人数过多,空间过于广阔,产生了无数或悲或喜的故事,是免不了的。有多少个故事就有多少种看法。一般的看法是:这些年轻人多少受过教育,他们的知识背景和本身低下的社会地位之间,热情的幻想和严峻的农村现实之间,产生冲突,造成了精神上极大的不平衡;加上生活中无数变数,包括体力上的磨砺,使他们成为近代中国最愤懑和最勤于思考的一代,他们有求变之心,也有应变之力,可以寄托未来的。表面上看,应该不错。但是,事实上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新人和史诗出现——因为,这场运动虽有民族大迁徙那样的时空规模,却没有任何文化意图上的积极意义。不是进步——因为,他们用时间和血汗换来的经验,哪怕是最成功的,也无非是农业社会的。如果创意只能从自身经验中生发,而无外来的比较,那必定是非选择的和局限的。可能的事实是,人间的苦难只磨练出了一代更加坚忍的农民而已。历史总是有得有失,但是,更加需要剖开细看的,反而是所得。
最忙碌的地方是北京火车站。每天都有几千人从这儿离开,更多的人来送行。送行的人也许明天就走,走的人不知什么时候才回来,于是都哭。大家抱在一起,围成一圈,唱俄国革命的旧歌:“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起军装,拿起武器……”,“再见吧,亲爱的故乡,胜利的星会照耀我们……”往往哭得厉害的,是送行的人;走的,反倒笑了。对厌倦了城市生活的年轻人来说,远方即自由。我曾当着朋友母亲的面,把两条香烟塞进车窗,他的母亲那一刻却没有显出对少年吸烟的一贯愤慨。
我走的时候,来送的有父亲和少数几个朋友。我的大多数朋友和同学都先我离开了北京,从军或者去了农村。另外一小部分留在了北京的工厂或矿山,是当时最幸运的。没有被分配的,家中大都有问题,不能当兵,也不能去工厂,农村也不太愿要。我就是其中一个。眼看朋友们纷纷离去,我心里就有一点慌,知道不能靠学校了,就和几个朋友商量了一下,决定去云南。我们直接找到来北京的接收人员,一说,竟然成了,因为我们几个都会打篮球。决定之后,我才告诉母亲。她沉默了良久,才点点头。她的想法很实际:反正要走,不如去个稍好的地方,云南比北方暖和,去的地方是农场,领工资,而且可以吃到米。十七岁出门远行,我第一次看到父亲的泪水。三十年前他独自离家时,比我大两岁。车轮转动的时候,他跟着列车小跑,直至站台的尽头。我刚刚跟他握过手,他的手比农民的还要粗糙,这是劳动改造的结果。那天,他是得到特殊的批准才来到车站的。我站在车门口,向他最后挥了挥手。他站在站台外面的阳光中,渐渐变小;铁轨很亮,耀眼,通到很远。直到这时,我的泪才落下来,像刚刚滴进去的眼药水那样多,那样不真实。我不知道前面是什么,而来的地方已不堪回首。我想忘掉的,在我还没离开的时候已经忘掉了我。在我迈出脚的同时,心里却一下子空了。
火车上的四千公里穿过了八个省、市。我头一次看到了黄河、长江、平原、高原和古旧的小镇。不白的帆驮起风,慢慢驶进苍茫;不毛的山坡上,突然闪过一方绿色,像一幅画挂在墙上;一个农民张着嘴,呆看着驶过的火车,身后的乱云红得像打翻的酒坊。当我走下列车,看到一个无人过问的小姑娘浑身泥污、头发蓬乱,站在一地的泥泞中放声大哭,我知道生活这才开始了。四天的火车之后,又是四天的汽车,山路绕来绕去,像一个曲折的故事。到达目的地景洪时天已经黑透了,天空中飞满了萤火虫,让我们以为这是个童话世界。这个错觉保持到了天亮以前。
我们的农场就在景洪。景洪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一县,县城又是州的首府。傣族是少数民族之一,住竹楼,种稻米,女人着彩裙,善歌舞。这里过去是王国,很少发生战争,是信奉佛教的和平的农业民族。一九四九年,国王一家去了北京,不再回来,此后汉人渐渐多了起来。傣族的男人们少小时,就必须出家为僧至少两年,披上橘红的袈裟,在寺庙中诵经礼佛。诵经就要识字,所以出家实际就是最初的启蒙教育。又都住在一起,在佛的光辉下集体认识了本民族的文化。他们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和史诗,人人都腰挎长刀,却只是为了生产和防身。水,是这个民族性格的象征,他们的传统节日就叫“泼水节”。四月里的一天,头上簪着玉兰花的傣族姑娘盛装了,把满罐的清水泼到来客和家人的身上,祝福幸运吉祥,满街都可以看到浑身湿透、笑逐颜开的人群。男人们则在澜沧江中竞赛龙舟,放起叫做“高升”的礼炮。“文革”一来,佛教被禁止,“泼水节”也被作为迷信活动,取消了。
农场分成许多分场和生产队,只有创建很早的分场才有瓦房,其余都是草房,散布在几百平方公里的绿色中。农场的工人大都是本省或外省的移民,原来就都是农民,却被称为“老工人”。说是农场,却不种粮食,种橡胶树。地处北回归线以南的西双版纳地区,由西藏高原挡住了南来的次大陆季风,造成了常年温润的气候和丰沛的雨量,一年只分旱、雨两季,无霜,适合热带作物的生长,尤其是橡胶的理想家园。橡胶是中国紧缺的战略物资,早在五十年代政府就规划建立大规模的橡胶园,而在一九六九年初,中苏发生边界战争时,这项建设达到了高潮。但巴西三叶橡胶树的入侵,使千年的亚热带雨林身逢厄运,十年以后,傣族的绿色家园几乎被毁灭殆尽。
我和同来的朋友被分配到农场最边远的生产队。分场新建不久,北京的来信要二十天才能送到。如果要去景洪,除了走路,只有搭乘运货的拖拉机,清晨出发,下午可以到达,所以,谁要去景洪,是一件大事。除了《毛泽东选集》,我们从队上得到的第一件礼物就是一把锄头和一把砍刀。工作很简单,就是走上山去,把眼前看得见的一切都砍倒,不管是大树或弱草。锄头或砍刀的木柄,是直接从山上砍来的,最初是象牙白色,扎手,用得久了渐渐颜色变深,变成貂皮色,电慢慢变得光滑可爱,这时就快要断了。断了换上新的,从头再来。锄尖和刀刃也磨得小了,月牙一样细细地闪着光。劳作时手心上的皮肉先是翻开——有一次,一个下山的知识青年为过客指路,吓了行人一跳,以为他刚刚杀过人,所以满手的血——后来愈合了,变成厚厚的茧,黄色而透明,可以看到留在里面的刺,好像琥珀。不愈合的,流出血水,越是疼,越要撕掉那层皮,就像爱把指甲啃出血的孩子一样。这时候上山砍树,手心就会和木柄血淋淋地贴在一起。不久,我们就可以赤脚在山上行走,或者用手指拈起火塘中的炭点烟。
我们领到一张方方的纸片,上面画了格子,贴在一块小木板上,每天开饭的时候带到食堂,炊事员用圆珠笔画掉一格,表示这一餐你吃过了。饭在大锅中煮,先倒进玉米粒,等到煮开了花,再倒进一些大米,一起煮熟了。开始时还有人把玉米粒拣出来喂鸡,不久就饿慌了,反而偷鸡,夜里煮了吃。蔬菜很少,按说不应该;不会种,雨又下得太多,都烂在地里。没有肉。常常煮一锅盐水,撒一点切碎的韭菜,盛在碗里,有一滴油浮着,叫做“玻璃汤”。美食是把从北京带来的固体酱油拌在米饭里,还不满足,就加一点猪油。猪油是家里寄来的,凝在玻璃瓶中,上面封了锡纸,熬制的时候放一点盐,不容易坏。决定放猪油之前,要想好久。因为它的贵重。有一次,我和队里的一位老工人因为受到野蜂的袭击,反而发现了一块生蜜。蜜深藏林中,厚厚的一块金黄,我们脸还肿着,就决定把它吃掉。边吃边把蜂蜡吐出来。才吃到一半,我的头开始晕眩,觉得自己变成了浑身长满了蜂刺的一只蜜蜂。我飞进厨房中喝水,之后甜甜地发着高烧,呕吐了一夜。没吃完的一半称了称,足足有三公斤。从此,当我看到报纸上用“甜蜜的生活”这样的字眼形容我们的时代,就非常有同感。
云南山深林密,毒虫出没,是历来所称“瘴疠之地”。加上气候炎热,北来的人水土不服,常患各种热带疾病不说,全身往往出现斑疹,先是发红、搔痒,接着就开始溃烂。开始以为是蚊子咬的——因为没有电,油灯又太危险,晚上大家坐在蚊帐中,只好用嘴咬住手电筒,腾出双手来“啪啪”地拍打。因为成功率很低,而且房间相连,一幢草房中就彻底鼓掌,此起彼伏,响成一片,好像在看什么好戏。终于有人悟出了其中的幽默,笑出声来,引得大家都笑,手电筒从嘴里掉在床上,“彭嘭”地响,暂时忘了蚊子——后来发现不对,不光是蚊子的错,就在全身的伤口上敷满浸了药膏的纱布,一时间,反倒真像是战场归来的英雄了。那时,大家喜欢打赤膊,穿短裤,伤好之后,一只只活像金钱豹。
我们的生活,离不开竹子。尤其要盖房的时候,更要砍竹。砍竹要在雨季,旱季的竹子会被虫吃。竹子很难砍,因为是丛生,要砍就得一齐砍断,青青地扛下山来。削去竹枝以后,放在地上,用刀尖在竹身上纵着砍,最后一刀破开,再削去里面的竹节,就变成长方的一整片,竖起来就是墙,铺平了,就是床板。一节竹子,顶上打个洞,灌进米和水,再用芭蕉叶扎紧,丢进火塘,满室清香,也好吃。常年和刀打交道,免不了受伤,经常有人白着脸从山上跑下来,捂着的伤口渗出血来,用纸烟灰敷住,仍然渗出血来。我的手脚就有这么几条纪念,日后和姑娘们吹起人生,有了本钱。
夜里躺在黑暗中,看得见屋顶茅草缝隙中的大星,听着远处林子里麂子凄凄的叫声,偷偷掉过泪,梦中全是故人旧事,想想天还要亮,心就发慌。我学会了抽烟,能把烟蒂倒卷进嘴里,再把燃烧的烟丝吐到地上。扣除伙食费,一个月可以到手人民币二十元,够买五条不错但不容易买到的香烟。我回家探亲,母亲才摸到我的手就哭了。我再离开,朋友们把普希金的诗写在我的本子上:“不要说玫瑰已经凋谢,要指给我们看,百合花正在开放。”我收下,致谢,没好意思告诉他们,我的日子和玫瑰、百合都不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