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和孟小冬 精彩片段：
永远的分离
在解放战争的3年间，梅兰芳的主要活动依然以演戏、拍戏、收徒为主，基本不去过问动荡的时局。1947年3月，他应邀参加了田汉的祝寿活动。其实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祝寿，而是一次以祝寿为名向国民党当局示威的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活动。发起这次活动的是于伶、陈白尘等上海左翼戏剧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时候的梅兰芳已经开始热衷政治。
忙忙碌碌间，1948年也已进入尾声。随着国民党在军事上的节节败退，每个中国人，无论是一向关心政治的，还是与政治格格不入的，都不得不面临着人生的一大选择：去还是留？死心塌地跟着国民党的人当然不乏其人，他们没有犹豫地携家带口去往台湾。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也大有人在，他们满怀兴奋，压抑着激动，无限憧憬着新时代。一时拿不定主义的是那些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既不信任国民党，对共产党也不甚了解的人。梅兰芳应该属于“中间人”。
客观地说，梅兰芳对共产党并没有太多的认识，他一向专注于艺术，并不在意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统天下。在他看来，无论谁统天下，演戏的还是得靠演戏吃饭。这样一想，他就倾向于留下了。因而，当他得知齐如山执意要去台湾后，还劝他：“你一向不管政治，只是从事戏剧的工作。我想到那时候，我们还在一起工作，一定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他的这句话其实正好反映了他的态度，即“只管戏剧工作，不管政治”。
齐如山坚持赴台，倒也不完全是追随国民党，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去台湾投靠小儿。对于梅兰芳的劝说，他也认为有道理，他甚至觉得梅兰芳留在大陆并没有不好，因为“他是一个艺术家，与政治无关，且到过苏联，共产党对他一定另眼相看”。不过，他对梅兰芳留在大陆并非没有担心。于是，当他从北平南迁途经上海时，与梅兰芳谈过多次，算是规劝，也是忠告。总之，他对梅兰芳说他担心梅将来会被利用。
对于所谓的“被利用”，梅兰芳的认识或许比齐如山还透彻。因而，对于齐如山对“被利用”的担心、顾虑，梅兰芳并没有同感。见梅兰芳并不为所动，齐如山便以戏中常见的一句台词结束了唠叨：“再思啊再想！”
送走了齐如山，梅兰芳的确又“再思啊再想”了一番，终觉留下并没有什么不妥，何况还有不少同业需要他的照顾，他的宽厚和善的个性不允许他撇下他们一走了之，他无论如何于心不忍。
当共产党以摧枯拉朽之势逼迫国民党一步步后退时，国共两党也加快了拉拢文化名人的步伐。就在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官员频频以优厚的生活待遇诱惑梅兰芳的同时，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也加紧了活动。于是，梅兰芳便在寓所院子里捡到了一本《白毛女》剧本。传说，他曾被安排在中法大药房药剂师余贺家里，和周恩来秘密会见。周恩来劝梅兰芳不要随国民党撤去台湾，表示欢迎他留下。
随后，上海地下党委派夏衍和熊佛西先后赴周信芳、梅兰芳家，再请他们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周信芳很早就与郭沫若、夏衍、于伶等左翼戏剧家有过接触，也曾与田汉等一起共事过。应该说，他对革命的理解比梅兰芳要深，对共产党的认识也比梅兰芳要清。所以不用劝说，他便向夏衍、熊佛西表示：“请放心，我决不跟国民党走，坚决留在上海迎接解放。”随后，他陪夏、熊二人来到梅家。梅兰芳很为共产党的诚意所感动，何况他早已有了决定。于是，未费夏、熊二位多少口舌，他明确表示：“我是哪儿都不会去的。”
梅兰芳最终留在了大陆。
孟小冬则相反，她虽然没有直接去台湾，但她最终还是离开大陆去了香港。
在结束上海的祝寿义演、完成艺术绝唱后，孟小冬返回北平。随即，杜月笙出资为她在位于崇文门的顶银胡同购置了一处宅院。她搬入新居后，过了一段可以说是浑浑噩噩的生活，睡觉、吃饭、打麻将、偶尔也抽大烟，当然，她还吃药，她的身体继续衰弱，胃病加重。
说到抽大烟，在抗战胜利后，孟小冬曾参与组织过伶人戒烟。在过去的梨园界，伶人抽大烟，是普遍现象，普遍到大多数伶人与鸦片有染。四大名旦中的尚小云的母亲、妻子都抽鸦片，作为孝子的尚小云，每晚都会给母亲烧烟，但他身在烟中却不沾一口，意志力之强令人难以置信。
那么，伶人为什么会迷恋鸦片呢？除了社会环境的影响、个人毅力的强弱外，更多的是出于演戏需要。梨园盛传，鸦片这个东西，能够定心、降火、预防中年发福，还能助气，帮助思维，减轻压力。尽管他们都知道这东西是个祸害，但要想彻底戒除，谈何容易。
抗战胜利，政府强令戒烟。梨园艺人大多数生活贫困，有心入院戒烟，却又付不起医疗费。孟小冬和马连良等几位名角儿自发组织起来，筹募资金，假市立第三医院的地方，开办了“北平国剧人的戒烟会”，动员需要戒烟的伶人入会戒烟。很快，戒烟会聚集了百余号伶人，其中三十多人有经济能力的，自费；其余七十多人，全部免费。戒烟会的条件很不错，共有8间房，每人每天都吃白米饭、一菜一汤。每天定时有医生上门打针喂药，监督戒烟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