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昆明：解放战争档案 精彩片段：
第二篇 解放前昆明的地下工作
第04章 深入敌营，建立据点迎接昆明解放
建立反蒋爱国民主统一战线
1941年夏，南方局派郑伯克任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根据中共中央“对于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的基本方针，把争取地方实力派作为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努力扩大反蒋爱国民主统一战线。
当时的云南，蒋介石政府和地方的矛盾十分突出，市面上流行的有中央银行的法币，还有富滇新银行的滇票；有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等中央系银行，还有富滇，兴文、劝业、镛业、益华等地方系银行；军事上有中央5个军驻防，还有地方两个军和保安团；在昆明市街道巡逻的有中央宪兵13团，还有地方滇黔绥靖公署的宪兵队(即所谓中央宪兵和云南宪兵)；党政方面，有国民党中央属党、团系统，还有地方政府系统。总之，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系统，互相勾心斗角。卢汉上台后，政治上采取拥蒋保己的态度，一方面追随蒋介石镇压云南人民革命运动；另一方面，积极增强自己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实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蒋、卢之间继续存在着矛盾，进行着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中共云南省工委根据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利用蒋、卢矛盾，实行区别对待，对以卢汉为首的地方实力派，采取又斗争又争取，以争取为主的方针。在“一二一”运动中，按照党的政策是集中一切力量，打击蒋介石中央嫡系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争取卢汉在一定条件下，保持中立，求得互相妥协和让步。经过斗争，在蒋介石被迫电告卢汉“忍让为怀，谨慎处理”之后，在由卢汉接受学生所提条件下停灵复课，取得“一二一”运动的重大胜利。
1946年的李、闻惨案，国民党昆明警备司令部霍揆彰造谣说，暗杀李、闻系云南地方势力，同时将龙云的副官处长杨竹庵抓捕，逼杨竹庵承认暗杀李、闻系卢汉指使，要杨竹庵交出凶手和中共地下党及进步人士名单，随即在昆明逮捕了所谓嫌疑人近百人，查封了40种进步报刊，以实现其破坏中共云南地下党、打击民主进步人士、清除地方势力的目的。中共云南省工委针锋相对，发动群众揭露敌人的阴谋，有力地支持和争取了云南地方实力派。7月21日，云南地下党组织昆明学联在街头散发传单，揭露特务头子唐纵在昆明抓捕龙云副官杨竹庵的阴谋。国民党反动派玩弄的种种阴谋破产后，霍揆彰又导演了“公审”罪犯的丑剧，枪毙了两名小特务作替罪羊。
随着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形势的发展，在城市民主运动日益高涨和云南人民武装斗争蓬勃发展的形势下，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鼓舞下，云南地方实力派经过地下党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几经反复，卢汉才终于由“拥蒋保己”的政治态度，逐步转变到“联共反蒋保己”的轨道上来，最后实现了昆明起义。
卢汉上台后，省工委派欧根、张子斋与张冲联系，让他们争取卢汉参加反蒋运动。护国元老白小松，在地方上层人士中有较高的威望，省工委派严达夫向他介绍解放区的情况，送进步书籍给他看，并通过省参议员唐用九(共产党员)的影响，使他充满爱国热忱，对蒋介石的反动政策不满，对青年学生的民主运动同情。在1948年的“反美抗日”运动中，他挺身而出，联络苏鸿纲、徐嘉瑞等发起签名，争取一批社会知名人士上书卢汉，声援学生。
1948年冬，省工委决定由郭佩珊、李剑秋、吴邦彦3人组成统战小组，郭佩珊为组长。郭佩珊直接联系新闻界党小组，这个党小组联系《人民日报》、《正义报》、《观察报》、《大观报》等地方报纸的共产党员和外围组织，宣传党的政策。这些报纸有时全文刊发党中央毛泽东的声明、新华社电讯，传播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等。李剑秋联系费炳、刘革非、张执中在地方军政人员中开展工作。吴邦彦联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在昆明的成员中开展工作。
1948年8月，省工委为了在昆明的军、警、宪、特中开展工作，批准成立了“新民主主义军人同盟”“新民主主义警察同盟”和“云南正义救国同盟”，对敌人营垒进行分化、瓦解、争取工作。领导和团结愿意靠拢人民的人员，利用合法斗争孤立和打击反动顽固分子。
1948年省工委决定由杨青田、唐用九、马曜三人组成统战小组，由省工委书记郑伯克直接联系。在省参议会内，开展了以维护云南地方人民利益的主张，团结参议员中的进步人士，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动拥蒋分子。1946年4月1日，云南省第一届参议会正式成立工作。1946年夏，根据旧政协推行地方自治的精神，由杨青田、唐用九、马曜、甘舜、张天如、孙天霖、刘淑清等人组织发起“云南地方自治促进会”，得到地方势力严鉴、李星槎、李奂若、徐亚雄等大批参议员的支持。“地方自治”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滇人治滇”的想法，因此得到大批参议员的支持和参加。从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开始，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党组织通过扩大团结地方势力，争取以卢汉为首的地方实力派，积极开展“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支持以学生运动为主要内容的反内战、反独裁的斗争。
积极声援以学生运动为中心的爱国民主运动。针对国民党军警任意逮捕镇压昆明学生运动的罪行，1946年5月，在省参议会驻委会上，马曜等先后提出：“请减少驻军，以减轻人民负担及驻滇军队不得直接拘捕人，任意检查人、以维护人权”等提案，由于进步势力积极支持，参议员提出的维护云南地方权益，反对驻军(指警备司令部)任意捕人的提案得到了一部分参议员的支持。在李、闻事件中，省参议会驻委会紧急召开会议，参议员孙天霖、甘舜在会上发言：要求将凶手“缉拿法办”以明真相，并予肇事区直接负担治安责任者以惩办”，矛头直指霍揆彰：省参议会重申：国民党驻滇军队不得任意捕人和搜查居民，经过各方面的斗争，最后蒋介石被迫宣布霍揆彰撤职，由何绍周继任云南警备总司令，卢汉兼保安司令，并将4个保安总队改编为4个保安团，9月又扩充为6个团，归保安司令部指挥：自1946年7月何绍周任警备总司令以来，依仗他是何应钦的侄子，飞扬拔扈。卢汉为了增强自己的政治、军事实力，而他却处处受到何绍周的监视和掣肘。省参议会通过卢汉副官提供的情况，向国民党中央控告，揭露昆明警备总司令何绍周盗卖枪支、走私贩毒的罪行，迫使蒋介石于1949年2月撤销了云南警备司令部，调走何绍周，进一步扩大了反蒋爱国统一战线。
由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省参议会与省政府相互配合，不断抵制了国民党中央对云南的控制，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终于促使卢汉为首的地方实力派由“拥蒋保已”逐步转向“联共反蒋”的道路。
1949年，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妄图以云南作为“反共复兴基地”，蒋介石把胡宗南部，李弥第8军调驻云南，中央89军刘伯龙部也窜到滇东曲靖一带。为了抢占云南，桂系军阀头目白崇禧设立滇黔桂边区绥靖公署，派其亲信张淦为主任，派桂军303师进驻百色，准备入滇。
1949年6月初，白崇禧以华中军政长官的名义在滇桂黔边区设绥靖公署，其副长官李品仙电云南省政府称：“已派陆军303师进驻百色，并准备人滇协助剿匪”，卢汉复电拒绝，李品仙不予理睬，303师已有两个团进入云南富宁县，并向广南移动。1949年6月8日，马曜、刘淑清等21人在驻委会上紧急动议，经讨论一致认为：“(1)云南并没有匪，而是迫于拉丁征粮引起和剿匪剿出来的民变，还能再剿吗？(2)白崇禧想保存实力，将战火引向云南是个阴谋；(3)华中长官辖区不包括云南，西南各省已设有绥署，不必邻省代庖？当即决定先电告代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阎锡山，请制止桂军入滇”，声称如得不到圆满答复，“滇民为争取生存，只好通电全省各县坚壁清野，团结抗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