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在高处 精彩片段：
第三部分 演讲与独白
日报七年，我的文字心灵——给朋友的信
上帝热爱人类，让有理想的人分散在四方。
《日报七年》是我在2002年出国前后陆续寄给几位媒体朋友的信，解释我所以离开工作了七年的报社。事后我知道，朋友们多是流着泪读完的。由于这是旧年的心迹，一直不愿公开。然而，朋友们的话也时常让我动摇，因为这封信“让有理想的人不孤单”。
藉此文，我想对过去或将来的朋友们说，无论我们怎样天各一方，忙于生计或苦闷于这个时代的“笼恩”，相信在每个人心底，都有一种可以被唤起的力量，它蓬勃向上，必将超越人际的一切无奈与磨难，引领我们走向幸福与自由。
——题记
荷尔德林说，人，诗意地栖居。对我来说，这种哲学只能写在书上。生命中有不可承受之轻，也有不可承受之重。总是向往着诗意栖居，而内心却无法逃避生活与人生或轻或重的逼迫。
自南开读书始，留学是梦，但一直未能成行。浅显的道理是，贫穷妨碍成长，读过我《祖母坟》一文的人会明白，我为家境担负和即将担负多少责任。毕业后直接分到日报，几年辛苦，告别了拮据的生活，关于这一点，我一直感恩在心。
1995年毕业，我放弃了法律。选择报纸是我文字工作的开始，我想我的一生注定要交付给文字。我相信，我的文字里有纯洁的力量。在这方面，我对自己是极度苛刻，但它同样是真诚的，我不想作妄言、言之无物，也不会说什么阳奉阴违的话。在报社的新闻策划案中，我提出“每一个字都可读”的要求并非是头脑发热，因为我从不认为报纸新闻与评论只有一天的生命。站在时间的维度，新闻记者其实就是史官，他必须对他的文字负责。应该说，开篇《我们走遍大地山川》寄托了我所有的新闻激情：
“所有的新闻，都是人的新闻，所有的事件，都是人的事件，我们追求真实与亲历，洗尽铅华与浮华，让每一个字都可读。我们记录的每条新闻，都透着一个时代特有的悲喜与从容、傲慢与偏见。我们也将记录下您对生活的无比热爱以及每一颗与您一样平凡而高贵、直面挫折的勇敢的心。”
我相信我的文字心灵。一九九八年我曾在网上发了些帖子，得到了一些朋友的呵护；写在报上的评论，许多被境内外媒体转载；发表在《南风窗》上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引来纽约媒体的采访。虽然我的评论专栏因曲折抗议北京学校当局驱逐学者而被叫停并处以罚款，那是因为我高估了秩序人员的心理承受能力。与此同时，这一切也逼迫我攀援更高的智慧，而不停留于“广泛涉猎”或不满——作文泄愤浇灌块垒的年少轻狂已与我无关。
这些年，我读了些书，研究了些杂志，看了些电影，也思考了些问题。对于我来说，求知、写作以及朋友间的共同成长胜于献身金钱与权谋。书到用时方恨少。有时看看《财经》杂志上的评论员文章，我就难免会责备自己是块镀铜的石头。并不是因为现在经济是显学就去凑热闹，谁也不能否认，整个社会史，其实也是部经济史。谁也不能像圣·埃克絮佩里笔底的小王子一样，只在自己的星球上种一朵花，打扫完火山口后便可以到处旅行而无需任何交换。直到现在，我常后悔南开读史时，辅修法律而无经济。于“媒体政治”而言，法律时常停留于技术层面，而经济却是贯穿始终、似乎更接近本质，可以受益终身的。譬如说老虎为什么快杀光了，透过经济学，我清楚这不过是“共有地悲剧”的上演，思考这类问题就不能只停留人文的悲怆、对猎手的道义谴责上。同样的道理，近西学可以为我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思路，它不是局限于某个专业。
“有思想的人都很寂寞，好在有书可读。”有书可读是件欣慰的事。我常记萨特写在《词语》里的那句话，也是我面对签证官讲得最熟练的一句话：
J'ai commencé ma vie comme je la finirai sans doute：au milieu des livres.（我在书中结束我的生命，也将在书中开始我的生命。）
有人说我恃才傲物，其实就像凡·高描述的那样，人们走过旷野，只看见远处的浓烟，却忽略了那下面是熊熊烈火。我相信很多时候我这样被人误读了。我渴望做约翰·克利斯朵夫，同时也会是那位追赶克利斯朵夫宁愿死在庄稼地里的老头。在心底我是无比谦虚甚至虔诚的，对智慧更怀敬仰之心。这也是我所以一度陶醉于读经济后悔这些年所涉人文知识离科学太远的缘故。几年来，在读书方面，我已经趋于理性，更想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一点既是受胡适的影响，也来自唐德刚对胡适的批评。唐德刚强调了经济对于人文研究的重要性。在这个启发下，我书架上除了《读书》外，还有全部的《经济学家茶座》。前者已经偏于知识分子的自我陶醉，而不是解决问题，所以我更倾心于后者。坐在南开大学的主席台的地板上听张五常开讲座，既是学习，更是一种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