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那些小丑！ 精彩片段：
第五部分
第二章
经过三个来月的焦急等待，我终于准备出发。我感觉从头到脚都被喷了一层漆，就像那个赤身裸体的男子，异教徒行列中最耀眼的那个，已然死于表皮窒息，浑身涂满金黄的清漆。就在我出发前几天突然发生了一桩当时看来并无关碍的变化。我原定周四从巴黎起飞前往莫斯科。周一那天，有个悦耳的女声打电话到我住的那家怀旧舒适的小旅馆（位于里沃利大街），告诉我说出于某种原因——也许是苏维埃迷雾笼罩下一次秘而不宣的撞机事件——整个计划不得不改变，我要么在本周三要么在下周三乘坐一架苏联民用航空总局的涡轮螺旋桨式飞机前往莫斯科。我当然选择前者，因为那不致影响我约定的日期。
我同行的旅伴是几位英国和法国游客以及一大群神情肃然的苏联贸易代表团官员。一踏进机舱，就有某种廉价不真实的幻觉将我包围——并在之后的旅程中一直萦绕不去。正是六月，天气很热，荒唐的空调系统根本敌不过汗水和“红色莫斯科”的气味，这种深藏不露的香水甚至能够渗进起飞前慷慨发给我们的硬糖（包装纸上写着Ledenets vzlyotnyy，“起飞冰糖”）。另一种童话般的感觉来自装饰机舱窗帘的鲜艳斑点——黄色的旋曲花饰和紫色的眼状图案。座位前方塞着同样颜色的防水纸袋，标签上不祥地写着“废物处理”——好像是在那个仙境中处理我的身份。
我的情绪和精神状况需要烈酒而不是又一轮“冰糖”或趣味读物；不过我还是从一名身穿天蓝色制服、身材粗壮、面无笑容、裸露双臂的空姐手里接过一本宣传杂志，从中饶有兴趣地得知（与目前的胜绩形成鲜明对比）在一九一二年举行的足球世界杯中俄罗斯队成绩并不理想，当时的“沙皇队”（大概由十名波雅尔☾1☽和一头熊组成）以零比十二的悬殊比分惨败给德国队。
我已经服下一粒镇静药，希望能在飞机上至少睡上一阵；但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打盹的努力却被一名更肥胖、汗臭味更强烈的空姐挫败了，她竟然叫我把腿收回来，别老远地伸到过道上，而她正在过道上分发更多的宣传材料。我不由暗暗羡慕起身边占据靠窗位子的法国老人——至少肯定不是我的同胞，他蓄着一把乱蓬蓬的灰白胡子，系着一条吓人的领带，睡足了飞行的五个小时，对沙丁鱼和伏特加压根不屑一顾，而我却无法抵制后者的诱惑，尽管我后裤袋里藏着一瓶更好的。也许有朝一日摄影史家能够根据精确的数据帮助我弄清，面对一张难以确指的陌生面孔，我是如何追忆到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五年间，而不是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年间的。坐在我身边的这个人一定是我在巴黎认识的某个人的双胞胎兄弟，但那个人究竟是谁？作家同行？公寓管理员？鞋匠？确定其身份的难度不亚于感知照片上形象的“明暗”和“感觉”。
飞行即将结束时，我的雨衣从行李架上掉下来正好落在他身上，他猛然惊醒，从雨衣下钻出头来，和蔼地咧嘴一笑，我趁机凑近了半开玩笑地看了他一眼。再次瞥见他肥胖的侧影和浓密的眉毛，是在我将仅有的一只旅行箱里的物品送交检查之际，我当时竭力压住内心的疯狂冲动，才没有去质疑海关通告的英语措辞：“……微型图表、屠宰家禽、活体动物和鸟类。”
又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们正乘巴士转到另一个机场，这一次看得并不很清楚。巴士穿过莫斯科脏乱的近郊，这座城市我一辈子都没有见过，却让我很感兴趣，就像对，比如说，就像对伯明翰一样。然而，在前往列宁格勒的飞机上他又坐在我旁边，这回是在里侧。阴沉的空姐和“红色莫斯科”的混合气味从二十一点十八分到二十二点三十三分一直陪伴着我们，而最后当那些光着胳膊的天使增加服务时，她们的气味在机舱里逐渐占了上风。为了在我身边这个谜一般的人消失之前弄清楚他究竟是谁，我用法语问他是否了解那一群在莫斯科登上我们这架飞机的特殊人物。他的回答带着含混的巴黎口音，他以为那是一个伊朗马戏团，在欧洲巡演。那些男人都像是身穿便服的小丑，女人都像天堂里的小鸟，孩子都像金质奖章，而其中有一个面色苍白的黑发美女，身穿黑色短开衫和黄色裤子，则让我想起艾丽斯或艾丽斯的原型。
“我希望，”我说道，“会在列宁格勒看到他们的表演。”
“喔哟！”他回答道。“他们可比不过我们的苏联马戏团。”
我注意到那个无意识的“我们”。
我和他都临时宿在阿斯托里亚，一幢丑陋的大房子，估计建于一战期间。一个“豪华”间，因为到处是窃听器（盖伊·盖利曾传授我一种方法，能一眼发现是否有窃听器）而显得很尴尬似的，橙色窗帘，老式壁龛里的床铺着橙色床单，倒是真的按照规定有独立淋浴设施，但却让我花了不少时间对付时急时缓的泥浆色水流。“红色莫斯科”最后一次现身是在一块肉色的肥皂上。有一张告示，上写：“饭菜可以送到房间。”我就试着要了一份晚间快餐；结果毫无反应，然后我又在颇难对付的餐厅里饿着肚子捱了一个小时。“铁幕”真是一个灯罩：在这里所不同的是，它镶嵌着奇怪的花瓣形玻璃外壳。我点的kotieta po kievski☾2☽在四十四分钟之后才从基辅送来——两秒钟之后就被当作非肉片送了回去，我低声咒骂（用俄语），女侍者大吃一惊，瞪着我和我手上的《工人日报》。高加索葡萄酒难以入喉。
我快步走向电梯，努力回想我把该死的食物扔到哪儿了，这时发生了可爱的一幕。一个面色红润、体格健壮、挂着几串珍珠项链的liftyorsha☾3☽正和一个领养老金模样的老妇人交接班，她一边噔噔噔从电梯里出来，一边冲着老妇人骂骂咧咧：“Ya tebe eto popomnyu, sterva！（我迟早会给你好看，你这贱货！）”——她一头撞到我，差点把我推倒在地（我是个块头不小但瘦弱不堪的老头子）。“Shtoy-ty suyoshsya pod nogi?（你干吗碍手碍脚的？）”她以同样蛮横的声音吼道，值夜班的老妇默默地摇了摇满头白发，电梯一直升到我住的楼层。
在两个夜晚之间，是一场连续梦境的两个部分，在梦中我徒劳地搜寻贝尔所在的街道（由于数百年来阴谋集团盛行的迷信风潮，我宁愿没人告诉我街道的名称），我很清楚她正躺在房间斜对角的壁龛里鲜血淋漓，仰面大笑，光着脚走上几步就会来到我床前，而我却依然在这座城市里徘徊，漫不经心地在这个四分之三个世纪之前我出生的地方寻找感情慰藉。或许是因为这座城市被一个颇得人心的恃强凌弱者建筑在一片沼泽之上，而它从来无法越过这片沼泽，或是出于其他原因（果戈理认为没人知道为什么），圣彼得堡不适合孩子居住。我肯定在那儿度过了某些年的十二月里无关紧要的几天，无疑还有一两年的四月；但在我进剑桥大学前的十九个冬天里至少有十二个冬天是在地中海或黑海岸边度过的。至于夏天，我少年时的夏天，都是在家族的乡间庄园为我绽放。于是我不无惊讶地发现，除了明信片上的图景（千篇一律的公园，种着橡树一般的椴树，一座浅绿色的宫殿，而非记忆中的粉红色，还有被毫不留情镀成金色的教堂圆顶——这一切都映衬着意大利式的天空），我从未见过我出生的这座城市在六月或七月里的景象。所以，它的外形绝不会引发认知上的惊恐；这座城市虽然说不上完全陌生，但也并不熟悉，仍然停留在另一个时代：一个不确定的时代，不见得有多遥远，但肯定在除臭剂发明之前。
天气越来越热，每一个地方，旅行社、休息室、候车室、百货商店、无轨电车、升降电梯、自动扶梯，每一条可恶的走廊，每一个地方，尤其是女人工作或曾经工作的地方，都有一锅看不见的洋葱汤在看不见的炉子上滚煮。我在列宁格勒不过逗留几天，来不及习惯这种令人神伤的气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