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兰多_第五章

第五章

十九世纪第一天出现的那一大片乌云，不仅笼罩了伦敦，而且笼罩了整个英伦三岛，漫天的乌云久久不散，对生活在其阴影下的人们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但也可以说这片乌云并未滞留很久，因为狂风不断地将它吹散。英格兰的气候似乎发生了变化，雨下得更为频繁，而且都是毫无规律骤然而来的阵雨，一阵雨刚停，另一阵雨转眼就到。当然，偶尔也出太阳，但阳光总被云雾遮挡着，空气中也弥漫着水气。所以，阳光不再明媚，暗沉的紫色、橙色和红色，取代了十八世纪色泽明快的景象。在这青紫色的阴郁天空下，青菜不再翠绿，白雪也显得灰蒙蒙的。而更糟的是，潮湿开始侵入每一座房子。潮湿，是最阴险凶狠的敌人，因为阳光可以用百叶窗来遮挡，寒冷可以用熊熊的炉火来驱赶，但潮湿是在我们酣睡时悄悄潜入的；潮湿，它鬼鬼祟祟，不知不觉，又无处不在。木柴受潮就会胀大，水壶受潮就会长毛，铁器受潮就会生锈，石头受潮就会腐蚀。这一过程是缓慢而不易察觉的，直到有一天，当我们拉开抽屉，或提起煤桶，这些东西在我们手里散成碎片，我们才会想到或许是潮湿惹的祸。

于是，英国的生活秩序也神不知鬼不觉地发生了变化，谁也不知道这变化是从哪一天开始的。这一变化造成的影响随处可见。从前，身强力壮的乡绅会坐在典雅的餐厅里，兴高采烈地品尝麦芽酒和牛肉，餐厅的古典风格设计也许出自亚当兄弟☾1☽之手。但如今，健壮的乡绅在就餐时竟会觉得寒气逼人。他披上毛毯，蓄发留须，把脚背处的裤腿绑得紧紧的。但很快，这位乡绅腿上的寒气就蔓延到了他家里。他蒙上家具，遮住墙壁和桌子，所有东西都被蒙得严严实实。接着，饮食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松糕和脆饼被发明出来了，咖啡取代了餐后酒，而咖啡的出现，又引出了喝咖啡的客厅，咖啡厅又引出了玻璃橱，玻璃橱又引出了人造假花，人造假花又引出了壁炉台，壁炉台又引出了钢琴，钢琴又引出了客厅歌谣☾2☽，客厅歌谣（我们跳过其发展的几个阶段）又引出了无数小狗、地垫和瓷器饰品。家，无比重要的家，也变得面目全非了。

户外，常春藤蓬勃生长、茂盛繁密，这也是潮湿造成的另一种后果。石砌房子曾经裸露的石块如今被青苔密密实实地覆盖上了。无论花园最初被设计得多么匀称齐整，如今每个花园里都灌木丛生，杂草遍地，幽深曲折。透进孩子们卧房的光线，自然是一片绿色，但却说不清那是一种什么绿。而成年男女活动的客厅，光线则必须穿过褐紫色的长毛绒窗帘才能照射进来。然而，变化并非仅仅停留在事物的表面。潮湿侵入了人们的内心。男人们感到了透心之寒。潮湿也侵入了他们的大脑。他们不顾一切地努力将自己的情感蜷缩在温暖一隅，使尽了各种招数。爱情、生命和死亡被裹在五花八门的华丽词藻里。两性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就连坦诚的交谈都不愿意，彼此刻意逃避对方，在对方面前掩饰自己。人类的繁殖力，也像屋外疯长的常春藤和常青树一样，蓬勃旺盛。大多数女人的一生就是接连不断地生孩子。十九岁嫁人，到三十岁时，已经育有十五个或十八个孩子，因为孪生儿到处都是。于是，大英帝国应运而生了。而绵延不断的潮湿，则在侵入木器的同时，也侵入了墨水瓶——句子越写越长，形容词泛滥成灾，抒情诗变成了史诗，原本一篇专栏文章就足以表述的小事，如今可以洋洋洒洒写成十卷、二十卷的百科全书。生性敏感之人的思想受到了这一切的影响，却又无力阻止这一切，对此，尤西比厄斯·查布可以作为我们的见证人。在他回忆录将近结尾处，有这样一段描写。一天上午，在写了三十五页空洞无物的文字之后，他拧上墨水瓶盖，来到花园里散步。很快他就发现自己陷入了灌木丛的重围之中。密密麻麻的树叶在他头顶上方沙沙作响，闪着异彩。他觉得自己“脚下仿佛踩碎了成千上万的霉菌”。花园尽头燃着一堆篝火，受潮的木柴正滋滋地冒着浓烟。他想，即便穷尽世上之火，要将这片蓬乱浓密的植物燃烧殆尽，也是徒劳无望。他放眼望去，杂草藤蔓疯狂地蔓延，黄瓜“在草地上蜿蜒爬行到了他的脚边”。巨大的花椰菜顺着露台层层攀高，在他不清晰的想象中，花椰菜的高度都赶上榆树了。母鸡们不停地下蛋，却从未下过彩色的蛋。此时，他唉声叹气地想起了生育力旺盛的自己和可怜的妻子简，此刻，简正在屋里经历着第十五次分娩的阵痛。他扪心自问，还有什么资格去责怪那些母鸡呢？他抬头望天，动植物的繁衍系统，难道不正是上苍，或被称为天堂之门的上天，所应允或鼓励的吗？望茫茫苍穹，无论冬夏，年复一年地乱云飞卷，乌云翻滚，那大块云朵有点像鲸鱼，他想，但更像大象。可这个比喻也不确切，因为有一个更清晰的比喻萦绕在他的脑海，那就是万里长空宛如一张巨大无比的羽毛床，在英伦三岛的上空绵延铺展。繁殖植物的花园、繁殖人类的卧室，以及繁殖禽类的鸡窝，都不过是那张羽毛大床的平庸的翻版。他走进屋里，写下了上面这段话，然后把自己的头靠在瓦斯炉上。人们后来发现他时，他已经死去。

这种变化传遍了英国每一个角落，但奥兰多却猫在她布莱克弗雷尔的家中，自欺欺人地以为一切如故，以为还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穿裤子就穿裤子，想穿裙子就穿裙子。不过久而久之，即便她，也不得不承认时代真的变了。十九世纪初的一个下午，她坐着自己那辆老式的装有镶板的马车，经过圣詹姆斯公园。一缕难得的阳光，挣扎着穿透云层，照到大地上，在穿过云层的一刹那，将云彩晕染得异彩斑斓。自从十八世纪那种碧空万里的清澈天空不复存在以后，眼下这番景致简直就是奇观了，她不由得拉开窗户，观赏起来。那暗褐色和火红色相间的云彩，使她心酸地想起了爱奥尼亚海☾3☽濒死的海豚，这说明她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深受潮湿的侵害。然而，令她惊异万分的是，在那一缕射到地面的阳光中，幻化出了，抑或是映照出了，一座金字塔，一场百牲祭，或一堆战利品（那气氛仿佛是一场盛宴）。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杂乱无章地堆放在如今矗立着维多利亚女王雕像的地方！在一个饰有黄金花叶但已经被腐蚀了的巨大十字架上，悬挂着寡妇的丧服和新娘的婚纱；水晶宫殿、婴儿摇篮、军用头盔、悼念花圈、长裤、胡须、婚礼蛋糕、加农炮、圣诞树、望远镜、已经灭绝的怪物、地球仪、地图、大象和数学仪器，相互纠缠着堆在一起，仿佛一个巨大的盾牌，被两个人左右支撑着，右边是一位穿着飘逸白裙的女子，左边是一位身着礼服和肥腿裤子的彪形大汉。毫不相称的东西被放在一处，衣冠楚楚与袒胸露背组合在一起，各种艳丽的色彩与彩格呢混成一体，这一切大大败坏了奥兰多的兴致。她一生中从未见到如此丑陋、如此令人厌恶、又如此高大威武的东西。也许是阳光透过被水气浸润的空气时幻化出了这一切，一定是的。一阵微风吹过，它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当她驱车经过时，她却觉得这一切仿佛将注定永存。她缩回马车的角落里，她认为，世上没有一样东西能摧毁这个花里胡哨的庞然大物，无论是风雨交加，还是电闪雷鸣，抑或阳光暴晒，都永远也摧毁不了它。只是它的鼻子会泛出些斑点，它的喇叭会生点锈，但它却将永远屹立，并张牙舞爪地指向四面八方。当马车驶上宪法山时，她回首望去，没错，它就在那里，在阳光下泰然自若地闪烁着异彩，她掏出怀表，此刻正是中午十二点。没有比这庞然大物更索然无味、更冷漠无情的了，它对黎明和黄昏的景致无动于衷，它一心想要永世长存。她决意不再看它一眼。她感到自己血液的流淌已经变得缓慢惰怠，无精打采。但更奇怪的是，她经过白金汉宫时，当目光在一种超自然力的驱使下，落在了自己膝盖上时，她的脸泛起了红晕，那是一种罕见的鲜艳的红色。她猛然发现自己穿着黑色的长裤，不由大惊失色。她就这样满面羞红地回到了自己的庄园。四匹马跑了三十英里，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奥兰多的脸一直都是红的，这足以证明她有多么纯洁了。

一回到庄园，她就从床上抓起一条锦缎被子，把自己严严实实地裹了起来，这是她最迫切想要做的。她对巴托洛莫寡妇解释说，她觉得冷极了。巴托洛莫寡妇是新任的管家，接替善良的老格里姆斯蒂奇太太。

“我们大家都觉得冷，夫人，”那寡妇沉重地叹了一口气说，“连墙壁都在冒汗，”她那种心安理得的口气，令人好奇，也令人沮丧。的确，她刚刚把手放到橡木墙板上，那里就出现了手指的水印。常春藤在窗外肆虐疯长，许多窗户现在都打不开了。厨房里一片昏暗，几乎难以辨清哪个是水壶，哪个是锅子。人们曾误将一只可怜的黑猫当作煤块儿，将它铲进了燃烧的炉火里。虽然是8月里，但女佣们大多都穿着三四层红色法兰绒的衬裙。

“夫人，”那善良的女人双臂抱肩，金色的十字架在她胸前一起一伏，“你们把女王穿的那东西……愿上帝保佑女王……叫做什么来着？”这善良的女人红着脸，迟迟疑疑地问道。

“裙撑，”奥兰多替她说了出来（她住在布莱克布雷尔时就听说过这个字眼儿了）。巴托洛莫太太点点头。泪水已经顺着她的面颊流了下来，但她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微笑着。因为哭是快乐的。她们不都是脆弱的女人吗？穿上裙撑，不是可以更好地掩饰某种事实吗？某种唯一需要掩饰的、重要且又可悲的事实，某种每一个端庄女子都竭力否认直至否认不了的事实，那就是，女人怀孕即将生育的事实。其实，女人一生要生育十五到二十个孩子，因此，她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掩饰怀孕这一事实上，直至真相大白。而这种情形每年至少有一次。

“松糕还热乎着呢，”巴托洛莫太太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说，“放在苏（书）房里了。”

于是，奥兰多此刻裹着一床锦缎被子坐着，面前放着一碟松糕。

“松糕还热乎着呢，放在苏房里了，”奥兰多拿腔拿调地模仿着令人反感的伦敦东区口音，虽然巴托洛莫太太已经很注意修饰自己的口音了。奥兰多喝了一口茶，哦，不，她讨厌这种寡淡无味的饮品。她记得，就在这间屋里，伊丽莎白女王叉着腿站在壁炉旁，手里捧着一壶啤酒，当伯格雷勋爵在说话时不小心用了祈使句而不是虚拟句时，女王猛地把酒壶砸在桌上，“小家伙啊，小家伙，”奥兰多仿佛听见她在说，“对君王可以用‘必须’这个词吗？”桌面上至今仍留有酒壶砸出的痕迹。

一想到伟大的女王，奥兰多不禁一跃而起，但被子绊住了她，她咒骂了一声，跌回到自己的扶手椅里。她想，明天她必须去买二十码长或更长尺寸的黑色毛呢，做条裙子。然后，还得去买一个裙撑（她的脸红了），再买一个婴儿摇篮（她的脸又红了），接着，再买一个裙撑，再买一个摇篮，如此循环往复……她脸上的红晕时而泛起，时而褪去，端庄和羞怯在其内心的微妙变化，可想而知。人们可以感觉到时代之风正吹拂着她的脸庞，时而炽热，时而寒冷。即便这时代之风吹得有点不正常，即便她尚未嫁人就已经先为裙撑而脸红，我们也可以原谅她。因为她的性别处于模棱两可的境地（她的性别问题至今仍有争议），而且她一直过着非同常人的生活。

终于，她的脸色恢复了常态，而时代之风——如果真有时代之风的话——也暂时平息了。这时，奥兰多伸手在衬衣里摸索，似乎在寻找一段失落情感的信物。可她掏出来的，却是一卷纸，纸上有海水浸过的水渍，还有血迹和旅途的风尘。那是她的诗稿《大橡树》。这么多年来，她随身揣着它，周游四方，历经艰险，诗稿的纸张大多已是污迹斑斑，残缺不全。与吉普赛人同住时，她苦于没有书写纸，不得不在页边以及行与行之间的空白处写满了字，直到手稿看起来像一块百衲布，缀满了密密麻麻针脚缝出的补丁。她翻到第一页，上面是她少年时的稚气笔迹，写着日期，1586年。她一直在写这部诗稿，迄今已近三百年了。是该收尾的时候了。她翻阅着诗稿，跳跃式地浏览全诗，边看边想，这么多年来，自己的变化其实微乎其微。她曾是个郁郁寡欢的少年，像所有青春年少的人一样，对死亡充满好奇。后来她成了多情的翩翩公子，再后来，她变得机智又尖刻。她尝试过散文体，也尝试过戏剧体。但无论如何变化，她认为，她依然故我。她仍旧常常郁郁沉思，一如既往地喜爱动物和大自然，而乡野风光和四季美景，依然令她激情澎湃。

“说到底，”她站起身来，走到窗前，“什么都未改变。房子还是原来的房子，花园也还是原来的花园。一把椅子都没挪动过，一件小饰品也没有被变卖过。小径，草坪，树木，池塘，都是原来的模样，我敢说，就连池塘里的鲤鱼也还是原来的。不错，如今坐在王位上的是维多利亚女王，不再是伊丽莎白女王了，可那又有什么不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