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城_香烟灰

香烟灰

一夜成名对人的影响非常之大。少年得志对人的影响也非常之大。尽管这影响大到何种程度无法量化，总之应该可以说是大到了足以使这个人成为成名之后的那个人。总之，成名与不成名，那终究是不一样的。

詹国滨一夜成名的时候是一个少年，就几天工夫，眼看着他就气宇轩昂与众不同了。成名对于一个人的长相，那就是有着神奇的作用，它会让人的模样舒展开来，会让一个蔫沓沓的人从身心里头往外面透出精神和光彩，从而一举跃出普通大众的层面。

此前的詹国滨是个什么模样？几乎没有人确切地记得。这也难怪，一个十四五岁的毛头男孩：精瘦，黑黄，耸肩膀，垂脑袋，眼睛躲躲闪闪阴气沉沉不讨人喜，好挨着墙根走，无事生非地用脚尖踢路边电线杆，店铺的墙基和人家的门板，一直要到那些壮年男子出来大喝一声“你生得贱啊？”，这才悻悻走开。像这样的半糙子小子，在汉口一抓一大把，好比夏天的蚊子，都一个从样，谁会注意到他呢？然而就在詹国滨从十五岁过渡到十六岁的某一个时刻，他一举成名了。

汉口江汉路的红旗大楼，在著名的1966年，成为汉口最重要的一座标志性建筑。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主席亲手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武汉这座具有悠久革命斗争传统的城市，立刻风起云涌，热烈响应。几百万武汉人民顿时分裂成为两大派别：保皇派和造反派。两大派别的宗旨完全一样，都是“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无产阶级红色司令部”。两个派别都必须在揭露并证明对方是假忠于假爱戴假拥护的同时，又对社会各阶层包括从中央到本省市、以及武汉军区、乃至本单位、甚至是自己家庭内部的走资派，进行揭露和批判。因为这样，大革命就变得格外复杂激烈和诡秘多变。在众人大辩论中有许多恼人的问题导致人们不得不用武力解决。当人们成功地哄抢了军队的枪械之后，战争的形式感便立刻唤醒了人们的想象力：那就是要夺取制高点。于是，矗立在汉口江汉路的红旗大楼，以其雄伟壮丽的外观，成为造反派亟待攻占的目标。他们高呼革命口号，用他们响彻云霄的口号声向武汉人民宣告：红旗大楼应该成为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成为革命火炬，战斗旗帜和历史丰碑。

围攻的战斗打响了。从清晨到傍晚，激昂的革命歌曲、口号声伴随着刀枪棍棒，发起一次又一次冲锋。出乎意料的是，大楼里面的人们坚决不肯退出。他们放出话来，说除非党中央毛主席亲自下令征用这栋大楼，否则任何人都无权随便抢占国家财产。大楼守卫者在暗处，就跟据守碉堡那样，居高临下瞄准目标，颇有效率地投掷砖块、瓦块或者办公桌椅的残肢。冷不防就有被击中的红卫兵战士，在高高的台阶跌倒，径直滚落下来，年轻的头颅在马路牙子上磕得鲜血直流。焦急的造反派不断增加兵力，枪支也越来越多，冒失的子弹嗖嗖飞过，在红旗大楼的窗户玻璃上创造出浑圆的弹孔，同时也走火和误伤了不少的人，观战的市民互相推搡踩踏，大呼小叫，整条江汉路混乱不堪。

詹国滨就在这混乱之中，自发地为造反派呐喊助威。整整一天，詹国滨紧紧跟随著名的红卫兵小将鲁火种，午饭只吃了两块烧饼，持续兴奋，东张西望，急切地期待战斗出现更高的高潮或者更加震撼人心的结果。鲁火种沉稳得多，对这种带有武斗性质的围攻战，保持着旁观的审慎态度。他将追随身后的一伙毛头初中生，牢牢控制在马路边缘的安全地带，最冲动的时刻也就只是允许他们呐喊助威。鲁火种的弟弟鲁燎原及其几个死党，有的因为腹中饥饿，有的嫌战斗拖沓不够好玩，早就流窜到别的地方去了，反正文化大革命中热闹的地方多的是。最后只有詹国滨一个人坚守在鲁火种身边。这是因为，詹国滨发自内心地佩服鲁火种。

鲁火种如何就是一位著名的红卫兵小将呢？首先，他的出身门第就高不可攀，他是武汉市唯一的重点中学：市一中的高中应届毕业生。全武汉市的人，如果听说谁家孩子考取了市一中，那是没有不仰视的。市一中培养和造就出来的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以及科学家文学家工程师，在中国，那都是赫赫有名。像詹国滨这种普通中学成绩平平的小子，如果不是凑巧和鲁燎原同班同座，哪里有可能跟在鲁火种后面玩？文化大革命迅猛来潮，像詹国滨鲁燎原这帮男孩，纯粹就知道罢课最是有趣热闹好玩，成天大街小巷乱窜，一窝蜂地赶时髦，不管有嗓子没有嗓子，都要高唱革命京剧《红灯记》，互相扯着胳膊喊妈妈，“谢谢妈！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啊胆——雄赳赳！”而鲁火种，写出了一张长达十二张纸的大字报，题为《如果马克思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张贴在武汉展览馆的广场上。他写道：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本质就是要建立破与立的关系。中国文化几千年来到如今，已经沉积了太多的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糟粕，以至于共产党内的一些高官也受到腐蚀蜕化变质，那么现在到了清除的时候。脸不洗不会干净。灰尘不扫不会自己离去。没有大破就没有大立。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个造反，就是洗脸，就是扫地，就是要破除一切封资修的东西，建立我们真正的美好的社会主义制度，奔向更加美好的共产主义。这次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就必须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要把那些蜕化变质的反革命的官僚一一从他们的高官厚禄中揪出来，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我们中国人民要成为国家真正的主人。我们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人人劳动按需分配，再也没有任何特权，再也没有穷人和乞丐，我们的党员和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国富民强，才能履行对世界人民的承诺：打倒美帝国主义以及一切反动派，解放全人类。

鲁火种的大字报轰动了武汉三镇，人们从各个角落赶过来，如饥似渴地阅读并一字不拉地抄录。大街上的高音喇叭反复播送这张大字报。尤其是夜晚的播音，女播音员柳燕妮那一口抑扬顿挫的普通话，特别清亮圆润，仿佛来自于天庭，大街上的人们不禁驻足聆听，仰望北斗星，心潮起伏，潸然泪下。詹国滨首先在某个夜晚的街道上被播音所震动，接着他也跑到展览馆的广场上，挤在人群之中，反复阅读和抄录了鲁火种的大字报。詹国滨忽然感觉自己有一点严肃起来，对眼前的文化大革命有了一种切实的理解。詹国滨想：到底是市一中的学生啊！于是就跟定了鲁火种。好在鲁火种大字报写得多，特别需要有人提着浆糊桶紧跟身后到处张贴。詹国滨心甘情愿为鲁火种提浆糊桶。

红旗大楼的围攻战久战不决，眼看太阳西下了，造反派们越来越急躁，大呼小叫地调兵遣将，居然有一架机关枪被运送过来，围观的老百姓吓得纷纷后退。鲁火种皱紧了他的愁眉。这一天的夕阳是格外的明亮多彩，落日余晖把红旗大楼涂抹得金光耀眼。就在这一刻，詹国滨那双四处游弋的眼睛忽然落在了红旗大楼后侧的梧桐树上。这是一棵巨大的法国梧桐，生长在紧邻红旗大楼的《长江日报》社的院子里，是詹国滨非常熟悉的一棵大树，因为詹国滨的父亲是《长江日报》社的校对员，出于对工作的认真负责，也出于尽量节省自家电费水费墨水纸张等等，詹家父子几人长期以社为家，詹国滨从小学到初中所有的家庭作业，几乎都是在报社完成的。他和弟弟爬在树上，掏屋檐里头的麻雀窝，次数多得简直数不胜数。就是这一刻！这一刻金光闪闪的落日余晖光临这棵法国梧桐，使它浅绿泛银，生机勃勃，满树荣光，耀人眼目，詹国滨年轻懵懂的眼睛，突然惊醒了。他直直盯着这棵大树，瞳孔深处放射出比阳光更为强烈的光芒。

詹国滨的眼睛极为短促地眨动，粗气喘喘，心在激烈地往喉咙外面跳跃。他对鲁火种说“你——看——看看我的”……詹国滨都结巴了。鲁火种还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詹国滨急煎煎一头扎进了人群。

冒险过程正如詹国滨平常掏麻雀窝一样顺利。他眨眼之间就上了树，然后吊在梧桐树的一支巨臂上，晃悠了几下，脚尖便勾住了红旗大楼三楼的一个狭小通风口。心想事成的童话发生了：通风口的百叶窗被詹国滨的脚尖一踹就应声垮掉；而詹国滨精瘦的身体，居然还可以缩小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再凭借两支墙钉的爪力，他就壁虎一般灵巧地滑进了红旗大楼。

一面造反派的鲜红旗帜，突然出现在红旗大楼的楼顶。詹国滨高举旗帜，挥舞跳跃，朝下面拚命叫喊了一声“鲁火种！”。

身处密集人群之中的鲁火种，与其说他是听见了詹国滨的叫喊倒不如说他是感应到了詹国滨的存在。他应声抬头，发现了楼顶的詹国滨。他立刻意识到：一个历史机遇出现了！这不再是一个男孩子的儿戏了！一个伟大的时刻必将被历史铭记！鲁火种踮起脚尖，用双手做成喇叭筒，指挥詹国滨：“喊——口号——”

应该说，詹国滨也无法确切听到鲁火种的声音，但是，他与鲁火种有感应。他立刻就明白了自己应该怎么做，平日学校组织观看的电影发挥教育作用了。詹国滨完全模仿了英雄人物的动作，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万岁！”，“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们胜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