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身衣 精彩片段：
《彼尔·金特》
你已经知道了，我是一个专门制作胆机的人。在北京，靠干这个勾当为生的，加在一起不会超过二十个人。在目前的中国，这大概要算是最微不足道的行业了。奇怪的是，我的那些同行们，虽说都知道彼此的存在，却老死不相来往。既不互相挖墙脚，也不彼此吹捧，对于同行的技艺从不妄加评论，各自守着有限的一点儿客户，聊以为生。这个社会上的绝大部分人，几乎意识不到我们这伙人的存在。这倒也挺好。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来蔑视这个社会，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过着一种自得其乐的隐身人生活。
我不太喜欢“发烧友”这个称谓。我不过是一个手艺人。说实在的，多年来，我心里一直为此感到自豪。你知道，现如今，论起手艺人的地位，已经与乞丐没有多大区别。那些学问渊博的知识分子，对眼下这个社会的变化，也许能解释得头头是道，可依我粗浅的观点来看，这个社会的堕落，正是从蓄意践踏手艺人开始的。
不过，说起我们这个行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也曾火爆过一阵子。那时候，一年一度的北京国际音像展居然人潮涌动，门庭若市。你似乎很难理解，那么多的巴赫迷、瓦格纳迷、富特文格勒迷、卡萨尔斯迷，到底是从哪儿钻出来的。那时候，你与文人雅士们打交道，人人都以听流行音乐为耻（坦率地说，这也有点过分）。即便大家都在谈论古典音乐，你若是想要让别人对你心怀敬意，甚至连贝多芬和莫扎特都羞于出口。要谈就谈更为冷僻的泰勒曼、马勒或者维奥蒂，哪像今天，居然连李宇春也听得津津有味。
那时候，北京音乐台的97.4调频立体声，还专门制作了一档叫做“发烧门诊部”的节目。每当节目播出时，我都会掩上房门，关掉电灯，让自己完全浸没在黑暗之中，用自己组装的收音机收听这个节目。那时，我还住在椿树街的老房子里。当那些奇妙的音乐从夜色中浮现出来的时候，整个世界突然安静下来，变得异常神秘。就连养在搪瓷盆里的那两条小金鱼，居然也会欢快地跃出水面，摇头甩尾，发出“啵啵”的声音。每当那个时候，你就会产生某种幻觉，误以为自己就处于这个世界最隐秘的核心。
两年后，我制作的胆机开始有了固定的客户。我还被请到了北京音乐台的录音室，担任过“硬件医生”一类的嘉宾。可是现在呢，不用说“发烧门诊部”这档节目早已无疾而终，假如你在开车时偶尔想从收音机里听一点古典音乐，简直比中彩票还要难！不知为什么，现在的节目主持人，似乎更热衷于说话。他们一刻不停地说着废话，还人为地弄出一些夸张的笑声或掌声来，就像在话筒前自己胳肢自己，真是无聊透顶。
总而言之，九十年代的古典音乐氛围，是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我的妻子（当时还是女朋友）在河北职业技术学校读中专，她曾经不止一次地跟我提到过，在她们学校，每天广播台播放的第一首曲子，竟然都是挪威作曲家格里格《彼尔·金特》中的“晨曲”。你可以想象，每天清晨从这样一个旋律中醒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好吧，我现在不妨就来说说我的妻子。
和她相识的那会儿，我还不曾进入发烧器材这个行当。那时，我还在王府井的“同升和”卖鞋呢。玉芬第一次走进我鞋店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她了。你没法不注意到她。她有一张纯洁而俏丽的脸，你每看它一眼，心里都会被锋利的刀片划一下。怎么说呢，有一种想豁出命去跟她好的冲动。她一连试了三四双皮鞋，都觉得不合适。既不买，也不走，一个人坐在试鞋的小皮凳上，唉声叹气。
我暗暗地观察了她好一阵子，眼看着门外的街道沉沉地黑了下来，游人逐渐散去，成群的乌鸦在树枝上不停地哀唳。到了打烊的时间，我心里还惦记着去宽街给母亲抓药，只得朝她走过去，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对她说：“能不能让我看看你的脚？”
大凡人在遇到烦恼的时候，很容易受人暗示，听人摆布。她顺从地仰起头，看了我一眼，对我的莽撞和唐突毫不在意，撅着嘴问我道：“你要看哪一只？”
我说，随便哪一只都行啊。
她立即脱下了那双飘马运动鞋，甚至毫无必要地褪去了丝袜。我朝她的那只右脚瞥了一眼，转身从货架上取下两双鞋，供她挑选。她试了试，立刻就决定把两双都买了。那天临走时，她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她在西单和王府井的鞋店转悠了一整天，千挑万选，没瞅见一双中意的，而我呢？居然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随手为她挑了两双鞋，都那么合脚，就像是专门为她定做的一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也许是心情比较好的缘故，我一得意，接下来的回答，你还别说，听上去怎么都有点格言的味道：“一点都不奇怪。人总是在挑选不适合自己的东西。”
其实，从后来的事情来看，这句话根本不是什么格言，反而有点像谶语。玉芬第二次来店里买鞋，我就提出带她去儿童剧院对面的全聚德吃晚饭。她居然同意了。一个星期之后，我又约她一起看了场电影。她是一个特别随和的人，随和得有点让人心里发憷。关于这一点，我一直搞不懂是怎么回事，就像是隔着一层雾在看她似的。在我们开始交往的头两年里，我们从来没有拌过嘴，她也从没有为任何事情显露出疾言厉色。她这种人，仿佛就是为了一刻不停地赞同别人而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