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身衣 精彩片段：
AUTOGRAPH
十一月中旬，我表弟带着女儿，从盐城到北京来旅游。我居住的地方，离门头沟风景区不远，姐姐问我能不能带他们去逛一天。戒台寺，潭柘寺，都可以。相亲之后，我对崔梨花夫妇的憎恶已到极限，但一路上，我还是不断地告诫自己，决不能将对崔梨花的一腔怒火，撒到无辜的表弟身上。
傍晚返城时，我请他们在一处农家院吃饭。出来找厕所的时候，我无意间看见院子里的墙上挂着房屋出售的广告。那是一处厢房，方方正正的两大间，就在院子的西边。门口有一棵老槐树，树上有个喜鹊窝。屋顶上还有几个没有摘下的大南瓜，风吹枯藤，沙沙有声。我找到农家乐的主人，随便问了问，对方开价贵得有点离谱，竟然要三十八万。因这个地方距离我在石景山的住处，只有差不多半小时车程，我就多留了个心眼。
第二天早晨，我把表弟他们打发走了以后，又专门开车去了一趟。
主人很快就同意，将房款降到三十五万。他反复向我说明，这处房子，只有四十年的小产权。这倒不是问题。四十年，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我觉得自己恐怕活不了那么长。
房屋倒还整洁，尤其是那宽敞的院子，不由得让人眼睛一亮。由于这个厢房坐西朝东，屋后还有一条小河沟，夏天的夕晒是免不了的，蚊子大概也不会少。主人许诺说，他们可以在院子里给我划出一块地来，供我种植“没有任何污染的蔬菜”。假如我无意自己种菜，他老伴也可以代劳。他的那个老伴，快人快语，脸上红扑扑的，颧骨上像是涂了胭脂一般。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如此健康活泼的人了。我问他们，假如我决定买下这处房子，什么时间可以搬过来住，主人的回答是“随时”。他们急等钱用。他们的儿子在马赛第二大学读书。夫妻俩积攒了一辈子的钱，眼看就要被那个“前世的冤家”糟蹋完了，出售祖屋，也是不得已的事。言谈之间，不胜唏嘘。但房主还是没忘了两次提醒我，马赛在法国南部，是《基督山伯爵》故事的发生地。
我被自己的这个念头缠住了。一连几天，我每晚都会梦见那个小院，梦见那个老槐树上的喜鹊窝。有一回，我梦见自己在树下的躺椅上乘凉，看着玉芬在院子里除草。她竟然随随便便地撩开裙子，在缀满黄瓜和牵牛花的藤架下撒尿。午后的阳光热烘烘的，四周一点声音都没有。她那湍急的尿液四处飞溅，在泥地上冲刷出一个小坑来。我拚命想让自己的头更低一些，以便能够看见她的私处，脑袋就撞在了床沿上。在我醒来的最初一刻，玉芬那摄人心魄的嫣然一笑，还在黑暗中清晰地停留了几秒钟，漾漾地浮动，随后慢慢地变得模糊不清，直到一阵冷风吹过，才最终消失不见。
我决定买下那处房子。仿佛我一旦如愿以偿，困扰着我的所有烦恼，都会在顷刻之间烟消云散。
渐渐的，我心里就生出了一个愚蠢的计划。
你应该还记得，半个多月前，在蒋颂平的书房里，他曾经向我介绍过一个名叫丁采臣的客户，让我帮他配一套“世界上最好的音响”。我不知道什么样的重放系统，可以称得上世界上最好的音响。若是单单从价格方面来说，如果你想置办一套世界上最贵的音响，一两千万人民币也能花得出去。不过，按我也许带有偏见的观点（当然，还有经济实力的限制）来看，英国天朗公司的那款AUTOGRAPH，可以称得上发烧音响中的极品。
不瞒你说，这样的宝贝，我手上就有一对。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你若向北京人提起“牟其善”这个名字，几乎无人不晓。他是一位名闻遐迩的商人，擅长篆刻，喜欢登山，常和女演员在一起厮混，这都不是什么秘密。据说，他的行为十分乖张，常有出人意表之举。最为夸张的说法是，无论他在哪个场合出现，你都不可能看见他，因为他穿了一件隐身衣。具体如何，我未亲见，不敢杜撰。其实，在古典音乐发烧界，牟其善也是一位赫赫有名的教父级人物。每年正月十五，他照例都会在“权金城”包下一层楼面，摆出一套高档发烧器材，邀请北京的发烧友们在一起吃火锅，并互相切磋技艺。他迷恋巴托克和普罗科菲耶夫，可见此人趣味不俗。我曾在这样的聚会上与他见过两次，足以证明隐身衣的说法毫无依据。
一九九九年八月，他在攀登贡嘎山的途中不幸遭遇雪崩。消息传来，让人不胜悲伤。我还参加了由发烧友们自发组织的一个小型的追思会。那天在追悼现场反复播放的音乐作品，正是巴托克的《寂静山村的夜晚》。
牟其善死后，为了偿还所欠债务，他夫人对其名下的部分房产和收藏物品进行了半公开的拍卖。之所以说是半公开，因为知道拍卖消息的人，实际上很少。蒋颂平那天正因闹痢疾而卧病在床，就打电话让我代他去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在那些琳琅满目的音响器材中，淘到便宜货。
在那天的拍卖过程中，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被牟其善收藏的字画、古董和黄花梨家具吸引住了。一直到拍卖会将散，那对六角形的天朗AUTOGRAPH，俨然貌美如花的孪生姐妹，羞涩地挤在大厅的墙角，居然一直无人问津。我敢说，自从我到了拍卖现场之后，我的眼睛始终没办法离开它哪怕一秒钟。我静静地守护着它，甚至不敢大声呼吸，直至人散楼空。最后，当我以底价八万元拍得此品的时候，整个人都快要虚脱了，像是喝醉酒似的，周遭的一切，都有些虚幻不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