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王和我 精彩片段：
寻根之旅
我从小就听父亲谈祖父林至诚，说他故乡是在漳州西郊的贫瘠村子五里沙，那里从前是九龙江边的一片黄沙滩地。祖父于一八五五年出世。五岁时，曾祖父在太平天国之乱，漳州大屠杀中，被洪秀全的军队“长毛”拉去当脚夫。曾祖母和至诚母子相依为命，挣扎过活。曾祖母身体强壮，有一次用扁担把十几个土匪赶出乡外。至诚肩挑糖果，四处叫卖。下雨天，他母亲赶紧炒豆，让他卖豆仔酥。他有时也挑米去监狱卖，因为可得较高利润，他也挑竹笋到距离六公里的漳州去卖。
曾祖母是基督教徒，至诚也替从漳州到五里沙传教的牧师做挑夫。牧师和牧师娘每月从漳州来两次，他们的行李不但有衣服、铺盖、锅子，还有个土制炉子。对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来说，挑这担子走六公里非常辛苦，但是牧师娘说，“你是好孩子，身体强壮，挑这点东西不算什么，你是挑得动的。”至诚没办法，只好照办。后来他把自己肩上的疤痕指给孩子们看，说是挑重担磨出来的。他要孩子们知道，必须刻苦耐劳，才能站起来做人。
至诚没有上学校，认字读书完全靠自修，二十四岁时入神学院。一九二四年出版的《中华基督教年鉴》说：
闽南基督教会牧师林至诚，自幼随母皈主，长肄业教会学校，养成传道资格。林公品行方正，才学兼优，深蒙故老牧师打马字博士青睐。学成出膺传道，授任同安堂会牧师，教会整理，日臻发达。旋因宝鼎乏人，恳切敦聘爰就宝鼎堂会牧职，教治殷勤，阖会爱戴。
宝鼎即气仔，那是在崇山峻岭之中的偏僻小圩，只有千余人口。要到漳州去的话，必须乘小木舟沿花山溪（九龙江支流）东下，到距离十公里的小溪圩（现小溪镇，平和县城），换上五篷船，才能抵达。乡村名“气仔”是因为它地处山间盆地，地形像盘子；闽南语盘子和气仔谐音，故名气仔。父亲于一八九五年在气仔家里一所黄土夯实成墙的屋子里出世。
祖父一心赞成光绪皇帝的新政，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发动“百日维新”运动，对教育学术、经济建设、军事、政治提出改革方案。祖父兴奋极了，把一张光绪的画像挂在墙上。他又受西溪的范礼文牧师（ReverendW.L.Warnshius）的影响，对西方的一切非常热心。范礼文牧师向他介绍“新学”的书籍，及一份对林家大小有极大影响的刊物，那便是上海基督教学会林乐和牧师（YoungJ.Allen）主编的《教会消息》（ChristianIntelligence），那是一份篇幅只有一张的油墨印周报，一年报费一元，祖父订得起。从这些读物，他对西方知道了许多，而决心要儿子读英文，接受西洋教育。
父亲读小学时，祖父就鼓励儿子们说英语识得几个字就讲几个字，如pen,pencil,paper等，虽然他自己一字不懂。至诚也不忽略教子女国学，在暑假，每天早晨八时，必摇铃召集六子女上课，教他们《诗经》古文，为他们娓娓释义，哦哦诵读。父亲还帮祖父临摹一副朱熹写的对联，每字约一方尺大，要挂在教堂里的壁上。原来朱熹这位宋朝大文学家做过漳州的知府，祖父是走了一趟漳州才把那副对联弄到手的。
父亲十岁时，祖父送他去厦门读书，因为他认为气仔的学校不够好。祖父甚至希望儿子将来到上海的圣约翰大学读书。那时，连在厦门都没有几个人听见过圣约翰大学。祖父又对儿子说，世界上最好的学校是德国柏林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他要儿子用功读书，将来能上那种大学，说时眼光闪亮，情绪激动。我可以想象到在那偏僻的山谷中，在那黄泥小屋里，这位月薪二十银元的穷牧师对儿子灌输梦想的情形。
“和乐（后来改名语堂），你要读书成名！”祖父感情燃烧地对第五个儿子说。几年前，八股已经废除，现在停止科举。但祖父望子成龙，而用功读书是惟一成名的途径。至诚特别喜欢这个儿子，他自己每天早上十点左右要吃一碗猪肝面线，常留下半碗，叫和乐进来吃。祖父四十岁时才添这个儿子。他常对和乐说他如何把床上的脏床布拿到屋子后面的小溪冲洗。
和乐听父亲灌输梦想，眼睛睁得很大。他也开始做梦，要读书成名。
去年，漳州芗城区、天宝镇二级政府花了一百六十多万元人民币（五万元是当地乡民所捐）在五里沙村的香蕉林里，在祖父母长眠的虎形山上，建造了林语堂纪念馆。
我知道了，不免感到既惊又喜。
感到满怀喜悦，是因为父亲的成就在中国大陆终于有了纪念地标。祖父在天之灵如果知道，会怎样地高兴和骄傲！父亲毕业厦门寻源中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之后，到北京清华学校教英文。他获得半官费补助金，和母亲赴美哈佛大学读研究院，但因为经济支绌，迫而离美赴法，在青年会教华工中文。从法国，他写信给祖父说，他已薄有储蓄，加上变卖母亲的首饰，当可去德国留学。
“我知道父亲得这消息会多么高兴，”父亲在《四十自述》中说，“因为我们父子同具不可救药的乐观。我同新妇出国留学时，赤手空拳，只领有半官费助学金和有去无回的单程旅费。这种事，凡是比较世故的人是不敢冒险的。但是我去了。我怕什么呢？我常常运气不错，而且对自己有信心，加以童年贫穷的经验使我有毅力和勇气，所以诸般困难，俱不足以寒我之胆，使我踟蹰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