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口述历史 精彩片段：
外编 唐德刚论张学良
张学良将军的赤子之心☾1☽
二次大战后影响历史研究最大的一门学科，便是由杜威大师开山的“行为科学”（Behavior Science）了。这宗新学派的论学主旨则是“个性决定行为”。其“决定”的方式则是通过一种S-R或S-O-R程序，也就是“刺激—生机—反弹”（Stimulus-Organism-Response）连续反应的运作过程。这一过程的发展也是有其等级的：如果这一个性所决定的行为的行为者是一介匹夫，则其行为的结果（Consequences）就只限于一家之内；如果他是官吏或教师，其影响便及于社会；如果他是个秉国政、掌重兵的大人物，那就牵涉国计民生了；更上层楼，他如做了世界级的伟人，不得了，他的个性所决定的行为就关系全人类的生死存亡了。
如今天与人归，由张岳公资政所领导发起、群贤共祝九秩大庆的汉卿张学良将军，便是这样一位世界级的历史伟人，他的个性所决定的行为，就关系全人类的祸福。事实上，他那颗火热热的、老而弥笃的赤子之心所铸造的个性，再通过S-O-R的过程所“反弹”出来的社会行为，就部分地改写了廿世纪后期的世界通史，也通盘地改写了同一时期的中国近代史。我们搞近代史专业的史学家，如今面对这样一位重量级的历史制造者，执简在手，又怎样去秉笔直书呢？
传统史学中的“春秋之义”
老实说，上述西方这宗最新的学问，和我们东方最古老的孔孟教义，基本上是殊途同归的，至少两者之间并没有原则上的矛盾。只是行为科学家只泛论人类社会行为变化之通则，内涵是抽象的，没有涉及个性或人性善恶的具体问题；而我国儒法两家社会哲学的出发点，则基于具体的人性之为善为恶的问题。其实善恶的标准是人类智慧主观地制订的，人性因此也是善恶兼具的。君子小人之别，只是两种“七分天赋、三分环境”所养成的不同的人品罢了。
可是从实际政治运作的观点来看，则有为有守的君子之间，亦何尝没有误国之士；无所不为的小人之群，也每有治国用兵之才。既然这样，我们观察历史人物，又如何落笔呢？所以我们传统史家乃有所谓“春秋之义”，就是把他们的动机与效果分开，不以成败论英雄。历史人物如动机纯正、心际光明，则是国之瑰宝、民之圣贤，行事偶有差池，史家亦只“责备贤者”而已，无伤大节。反之，小人当国，则不论成败都是史家口诛笔伐的对象了。
曹操说：“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他对安定汉末那个动乱社会是有其功勋的，但是曹操却永远是传统史家笔下枭雄小人的代表。重视动机、藐视效果，斯之谓“诛心之论”——其功不可没，而其心可诛，则终不足取也。我国传统史学上这点臧否人物的道德标准，是值得我们承继的。
不过传统史学毕竟落伍了。它那衡量忠臣孝子的尺码，已嫌陈腐；它那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研究方法，也不够科学。这就需要我们用现时新兴的社会科学的法则来加以补充了。所以我们要把我国当代世界级的民族英雄在国族历史上试为定位，那我们就得把古今中外历史科学的法则与观念摊开来比较研究一番，不偏不倚，才能粗得其平。
所以我们如以“春秋大义”来观察张学良将军，他实在是一位动机纯正、心际光明、敢作敢为、拿得起放得下而永不失其赤子之心的爱国将领。就凭这一点，当年假抗日之名行营私之实、其功未必不可没而其心实可诛的军人、政客、党人、学者，在中国近代史上，就不能跟张学良这样的老英雄平起平坐了。
再从当代行为科学研究的规律着眼，则少帅当年的政治行为和心理状态，亦无一不可于“刺激—生机—反弹”的通则上找出科学的答案。这是一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如心理学、生理学等）交配的新品种，不是历史学家可以胡说八道的。
总之，张学良将军早岁的显赫和晚岁的恬淡，都发生于一个“最后之因”，这个“因”便是他个性上有颗赤子之心。这颗赤子之心，经过S-O-R的反弹化为行为，是可以翻天覆地的。那是少帅当年道德上的长处，但它可能也是少帅职业上的短处啊。
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朋友们或许要问，张学良有颗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何所见而云然呢？答曰，正是有所见而云然！
事实上是，赤子之心，人皆有之；只是基于上帝安排，人各有其多寡罢了。张汉公可能要比一般人更多一些。这是上帝恩赐，不可强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