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陈寅恪 精彩片段：
第四章 在日寇侵华的日子里
二、在西南联大
长沙临时大学于一学年后，又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联大”。联大文法学院初迁蒙自，再迁昆明。陈寅恪1938年春天到蒙自，在蒙自授课仅数月，因学校又归并为昆明西南联合大学，陈寅恪不得不在是年秋天随校转往昆明。在作别蒙自后他作诗到：“我昔来时落水荒，我今去时秋草长。”
在逃难离京到蒙自授课这段辗转的经历中，身体的劳累和困顿还在其次，最令陈寅恪心痛神伤的莫过于在路上几次遭遇的丢书事件，这对他的身心打击尤其巨大。陈寅恪喜欢在几种基本的书籍上，将自己平日阅览时的意见，或者发现其中的新问题，写在每页的书头，这样陈寅恪的很多书可以说凝聚着他学问研究的诸多心血。接连的丢书事件对他日后的学术研究工作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抗战刚开始的时候，他曾经将书籍包好托人寄往长沙。由于交通不便和当时战事不断，在陈寅恪抵达长沙的时候，这批书籍还没有到达。但是，清华临时大学的校址又要迁往云南，他迫不得已顾不上长期奔波的劳累，将未能一同前往的家人安顿在香港后，独自一个人南下到蒙自。这样后来到达长沙的书籍只能慢慢的存放在亲戚的家中，战火逼近长沙的时候，亲戚忙着逃难，在一场大火中，亲戚家的房子和他的很多书籍付之一炬。
祸不单行，陈寅恪由香港独自一人南下蒙自的过程中，经过越南海防时遭窃，随身携带的两木箱中极其珍贵的书籍落入贼手，这两箱书之所以珍贵，并不是珍籍秘本，而是他曾用蝇头小楷在书眉详细记录有相关的资料以及自己一些新得的本子。据说有很多是有关蒙古史、佛教史和古代东方之书籍。这些眉注本，可说是他研究工作的“半成品”；这些书的损失，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其中对《世说新语》，在书头上写的札记和所记别书与它有关的事项最多。他本来想将它写成为《世说新语笺注》，但这曾经批注的《世说新语》原书多册，不幸在途中就这样的失去了，这曾经使陈寅恪发生很大的伤感。这些书籍的价值如此重要，他的损失必然带来了诸多遗憾，日后很多本来可以完成的书目，没有实现，于己于人，推而广之于学术的传承，这种不可料的损失令人不禁为之扼腕。据说《世说新语笺证》、《高僧传笺证》等未能成书与这件遗失书籍的事件有直接的关系。1943年底初抵成都的时候，陈寅恪还曾经提到过关于《元史》一书的事情。在二三十年代，他刚从国外回国的时候，专心致志于元史，用力最勤。他读过好几遍《元史》，每有一点心得，就批于书眉，蝇头细楷，密密麻麻，丹铅殆遍。可惜在卢沟桥事变后，他携带南迁，花费了巨大心血批阅过好几遍的这部书，托运至重庆附近的时候，竟然毁于兵荒马乱、炮火空炸中。陈寅恪每言及此事，总有无尽的遗憾。
逃难以来手稿、书籍遗散得太多，加上旅途的劳累，陈寅恪初到蒙自即染上疟疾，精神几近崩溃。当时动荡混乱的时局，独自一人谋生在战火连绵的他乡，心底不免生出无限的感慨和凄凉，尝有“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之句。流求记道：
年后父亲必须赶往学校上课；母亲则因劳顿心脏病发，体力不能支持，决定先由父亲一人取道安南去云南蒙自。当时蒙自恶性疟疾猖狂，父亲亦未幸免。母亲闻知非常焦急。
是年七夕，陈寅恪在蒙自一人度过，有诗曰：“银汉横窗照客愁，凉宵无睡思悠悠。人间从古伤离别，真信人间不自由。”客居他乡，与妻儿分居两地，逢佳节而难团聚，思亲念家之情溢于诗间，读来感人至深。
时值国破家亡，百姓流离失所，前路辗转艰辛，脚下的路也不知尚有多少风雨。年近五十的陈寅恪，处于一种无奈、落寞、忧心的境地，只有拿起手中的笔托诗言情：
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
雨里苦愁花事尽，窗前犹噪雀声啾。
群心已惯经离乱，孤注方看博死休。
袖手沉吟待天意，可堪空白五分头。
受命于危难之际，为生计更为理想，陈寅恪不远千里，携带家人，历尽艰险，远赴西南联大任教。这里有必要对特殊条件下产生的特殊产物——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抗战爆发，战火不断，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辞别京城，长途跋涉，暂时建校址于衡山湘水之间，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当时文学院设于衡山圣经书院。到1938年春间，文学院又迁至云南蒙自，蒙自为旧日法国租界，颇有些异域情调，城外又有一南湖。因此，联大学生戏称“昆明如北京，蒙自如海淀”。是年暑假过后，临时大学改成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又搬迁至昆明西门外的昆华农业学校。三校原为久负盛名的大学，合组后的西南联大，更成为西南大后方的最高学府，其规模居于全国之首，师资阵容冠于当时。弹丸之地，却是群英荟萃。三校的暂时组合，实现精诚团结，共济时难，弘扬了科学与民主的优良传统，融入了北大的民主自由的风气，结合了清华的严谨和求实，吸纳了南开的活泼与创新，谱写出了中国教育史中一段华美动听的插曲，令人久久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