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陈寅恪 精彩片段：
第五章 京华短章
二、时局变化与陈寅恪的去留
个人身世之沉浮与社会大环境总是密切相关，在陈寅恪尤其如此。我们还是将视角放大一点，先来看看40年代末的中国情势吧。
1948年，小陈寅恪三岁的毛泽东在给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写的十月革命纪念文字里，饱含深情地宣称：“十月革命的光芒照耀着我们。苦难的中国人民必须求得解放，并且他们坚信是能够求得解放的。”写作此文的一个月前的连续两天之内他相继发电对辽沈和淮海战役的战术部属战斗任务作出最高指示：……你们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你们以十一、十二两月完成淮海战役。明年一月修整。三至七月同刘邓协力作战，将敌打至江边各点固守。秋季你们主力大约可以举行渡江作战。对平津战役的部属整整在淮海部属的两个月以后，又一封电文发往前线指挥机关：从本日起的两星期内（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敌人对于我军的积极性总是估计不足的，对于自己力量总是估计过高，虽然他们同时又是惊弓之鸟。平津之敌决不料你们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能够完成上列部署。你们应该鼓励部队在此两星期内不惜疲劳，不怕减员，不怕受冻受饥，在完成上列部署以后，再行休整，然后从容攻击。那是一段金戈铁马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
众所周知的“三大战役”将彻底改变百余年来你争我夺群雄逐鹿的炎黄故土在当下的实力对比。抗战胜利以后一度坚甲铁兵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军队，早已是今非昔比，而经过了八年敌后抗战的共产党军队却因自身政策的有力、纪律的严明以及指挥人员的优异，而在战火的考验中不断强健不断壮大了起来。正在发生着和即将到来的战斗，特别是三大战役，仍在并将继续加速这种变化的趋势。史料显示，仅1948年9月12日到11月2日进行的辽沈战役就歼敌47万余人，平津战役歼灭和改编敌军52万余人，稍后进行的淮海战役更达55万之巨！三大战役使蒋介石政权由此被极大的削弱，并事实上“战”定了其最后失败的命运，已是不争的事实。
当然，对中国文化颇有体认的蒋还是很懂未雨绸缪的忧患之道的。转运黄金储备、文物宝藏等去台湾的活动即是明证。金银瑰宝之外，知识分子，特别是一流的知识分子也在抢运之列。
就在毛泽东电告前线自己对平津战役设想的三天（12月14日）以后，也就是新保安围歼的整整一周前，南京政府教育部的一架专机冒险在北平城外的南苑机场徐徐降落。这时的北平已是岌岌可危。整整两个月前的10月14日锦州开战，31小时之内，守城部队悉数被歼，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傑、第六兵团司令卢冫睿泉以下10万人被俘。其后不久，在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的指挥下，共产党的东北野战军很快取长春、下沈阳、夺营口，迅速完成了对整个东北的解放。而且就在本月上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东北野战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挥师入关，完成了与华北兵团的汇合。显然，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解放平津。北平危险了！教育部的专机正是因为华北形势的危急而匆匆北上来接人的。
能够让南京政府上层这样花力气的人并不很多。那么南京方面挂念的人是谁呢？傅作义？显然不是，仗还没开打就接走华北“剿总”的总司令，就算只是想想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大笑话。很明显，既然是教育部的专机，那么要接的当然是教育界的“宝物”。尽管当时的北平尚有不少学教界的名流，但专机的待遇显然不是人人都能够荣享之的。几小时以后的南京机场为证：乘该机南徙的学人其实就只有两个。一个是身居政学之间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如所周知，胡君留学美国，以一篇创辟新说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暴得大名，后挟实验主义思想归国高擎起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以整理故国学问的大旗，更由于得到傅斯年、顾颉刚等人的襄助而迅速成长为新派学人的领袖，一时之间重誉迭来，声名鹊起，稍后更出任过驻美大使等不少官职，因之处身政学之间，颇为蒋氏政权所重。另一个人，就是陈寅恪。同胡适不同，陈寅恪一向推重学术之独立，尝语后学：“古今中外，哪里有作学问能完全脱离政治之事？但两者之间，自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如果作学问是为了去迎合政治，那不是真正在作学问。因为作学问与政治不同，毕竟有它自己的独立性的。”更有甚者，当年蒋介石自比唐太宗，曾托人以重金请生活正艰辛的陈寅恪写太宗传，而为其所拒。然而，事虽如此，南京政府还是没忘了在13日给胡适的电话中让胡适邀陈寅恪同飞江苏。自然，这确是出于对人才的爱惜。
其实，前不久南京政府就曾派与陈寅恪相识的青年部长陈雪屏专机飞北平接后者南下，不过陈寅恪没有答应罢了。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曾经执教西南联大的陈雪屏现在早已不是当年的青衿士子，对学术与政治关系极其敏感的陈寅恪懒得与官僚同行。胡适自然要好出许多。
正如作为学生的季羡林先生所说：“寅恪先生决不是一个‘闭门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非常关心政治。他研究隋唐史，表面上似乎是满篇考证，骨子里谈的都是成败兴衰的政治问题”。考诸当时的史料，我们发现确是如此，对于时事的流转变迁，寅恪有着深切和细密的感受。这一年春天的诗作三首以及南下前两个月写给杨树达的信便是显证。
三首诗，一首作于除夕佳节时，一首作于焰火分飞日，一首作于手植海棠期。前者名《丁亥除夕作》，曰：
杀人盈野复盈城，谁挽天河洗甲兵。
至德收京回纥马，宣和浮海女真盟。
兴亡总入连宵梦，衰废难胜饥岁觥。
五十八年流涕尽，可能留命见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