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从上古传说到1949_元 对外关系和文化交流

元

对外关系和文化交流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关系发展的极盛时代。传统的陆路、海路交通范围比前代扩大，来往也更加频繁。由于蒙古统治者势力扩展的结果，其统治地域西达到黑海南北和波斯湾地区。在这个辽阔境域之内，从前的此疆彼界尽被扫除，元朝与钦察汗国、伊利汗国有驿路相通。元人形容其时“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足见交通之便。元朝政府容许和鼓励各国商人在境内经商或经营国际贸易，蒙古贵族且利用回回商人为之牟利，给予种种特权，因而各国商人来华者极多。元朝统治者对各种宗教、文化采取兼容并蓄政策，也有利于东西文化的交流。

与西北藩国的关系

立国于钦察、斡罗思之地的术赤兀鲁思（习称钦察汗国）和立国于波斯的伊利汗国，名义上是元朝的“宗藩之国”，承认大汗为其宗主，朝聘使节往来频繁。元时中国与上述诸地区的联系远较前代密切。

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后，钦察汗国别儿哥汗表示承认他的大汗地位。后因受海都阻隔，双方政治关系一度疏远。忽必烈曾多次遣铁连出使钦察汗国，约共图海都，但没有得到积极响应。至大德七年（1303），察合台后王笃哇、海都子察八儿与元成宗铁穆耳约和，钦察汗国与元朝的关系始恢复正常。早在窝阔台时，即置驿道通于拔都营帐，其后由斡罗思和钦察草原通往东方的交通日益发达。西方使节、商人东来者，多取此道。经过也的里河下游的钦察汗国都城萨莱，至阿姆河下游玉龙杰赤；复经河中地区的不花剌、撒麻耳干等城，至阿力麻里；自此北取金山南驿路至岭北行省首府和林，接岭北通中原的驿路；东由哈密力（今新疆哈密）路通往中原。据当时欧洲商人、教士和阿拉伯旅行家说，走这条道路虽艰难，但很安全。萨莱成为沟通东西的国际性都市，输入中国产品极多。不少中国工匠被迁至钦察汗国，从事铸造铜镜等行业，而钦察、阿速、斡罗思等族将卒、工匠人等入居元朝的为数更多。钦察军、阿速军是元朝军队的重要部分，宿卫军中的隆镇卫和右、左钦察卫以及右、左阿速卫等即由二族军士组成。钦察贵族至成为元朝手握重兵、左右朝政的权臣。元文宗图帖睦尔时收聚境内斡罗思人一万为军，置宣忠扈卫亲军都万户府以总之，于大都附近给田一百顷屯种。大批斡罗思人移居中国，为历史上前所未有。

伊利汗国和元朝统治者同属拖雷后裔，关系较其他汗国尤为密切。在元朝与察合台、窝阔台两系后王的斗争中，伊利汗总是站在元朝方面，双方使臣往来十分频繁。忽必烈大举征宋时，遣使征炮匠于伊利汗国，阿八哈汗应命派回回炮手东来，把回回炮技术传入中国。至元二十年（1283），元世祖忽必烈遣孛罗丞相出使伊利汗国，后留居波斯，参议政事。元代，伊利汗国境内波斯、阿拉伯各族人入元做官、经商、行医和从事手工业者甚多，汉族官员、文人、工匠留居伊利汗国者亦为数不少，双方来往如同一家，经济、文化交流达到空前规模。通过伊利汗国境的传统丝绸之路和从波斯湾到泉州、广州的海路都十分活跃。

与亚洲各国的关系

从1231年起，蒙古统治者曾数次遣兵攻打高丽。忽必烈即位后，诏许高丽“完复旧疆”，并以公主嫁给高丽国王之子王暙，暙子璋亦尚公主，与元朝皇室结为“甥舅之好”。元于高丽设立征东行省，即以高丽国王为丞相，仍保留其原有政权机构和制度，“刑赏号令专行其国”，“征赋……唯所用之，不入天府”（姚燧《高丽沈王诗序》），与元朝国内的其他行省不同。后王璋让位于其子，以驸马、沈王身份侨居大都，召著名诗人李齐贤等为侍从。李齐贤与元朝名士大夫交往甚密，相互切磋，学问大进。他所著的《益斋乱稿》，被誉为高丽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品。此外，尚有不少高丽人在元朝做官。中国与高丽的经济、文化关系有很大发展。中国商船经常来往高丽，或经高丽往日本贸易。棉花种植、火药武器等技术皆于元时传入高丽。

忽必烈两次大举侵日，使中日关系一时恶化。成宗即位后，罢征日之役，遣普陀寺僧宁一山附商船出使日本，后侨居其国，极受朝野敬重，死后封为国师。元代赴日寓居的中国名僧十余人，对日本佛教思想、制度、文学诸方面有很大影响。来元学习的日本僧人很多，有姓名可考者达两百余人，他们游历名山大刹，进修禅学、诗文、书画，收集佛经、经史、诗文等书籍带回日本。日僧邵元所撰碑文，华瞻流畅，足见其汉文化水平之高。中日间经济交往也未因战争影响有所衰歇，且日趋兴盛。元代中日商船来往，有记载的即达四十余次，实际上远不止此数。日本船多在庆元停泊，由市舶司依例抽分后，即许自由买卖。日本还招聘中国雕刻工匠以发展印刷业，寓日雕刻工甚多，福建人俞良甫、陈伯荣和江南人陈孟祥等最为著名，对日本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

元灭宋后，即遣使“诏谕”东南亚各国来朝，许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但忽必烈企图用武力征服各国，先后遣兵侵入安南、占城、爪哇、缅等国。因遭到各国的顽强抵抗，加上江南各地人民纷纷起义反对造船工役和军需征发，使忽必烈的海外扩张均告失败。元成宗即位后，下诏罢征南之役，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传统的经济、文化联系渐次恢复。当时安南陈朝儒学、佛教都很兴盛，入元使者多以儒士充任，喜结交元朝文人学士，赋诗赠答，并带回元朝赠送的大批佛经、儒学经典和诗文著作，对安南文化教育的发展影响很大。元杂剧传入安南，促进了安南歌剧艺术的形成。暹国自忽必烈末年以后多次遣使或以王子来元通好，据暹史记载，暹王敢木丁曾亲至大都，并请回许多中国陶瓷工匠，开创了暹国的陶瓷业。元朝侵爪哇军撤回后，爪哇麻匿巴歇朝即以当政大臣充使者来元通好。爪哇商船经常往来于中国、印度之间，经营国际贸易；泉州等地商人到爪哇经商者也很多，常获大利。元世祖时，真腊（又译干不昔、甘不察，今柬埔寨）就遣使来进乐工、药材等方物。成宗元贞二年（1296），温州人周达观随使臣出使真腊，归著《真腊风土记》，对该国政治、经济生活及风土人情作了详细记载，是研究吴哥时代柬埔寨历史的最重要资料。据他说，真腊人对输入的中国器皿、布帛及其他生活用品极为喜爱，争相购买；到真腊经商或侨居的“唐人”与真腊人民友好相处，很受欢迎。

元朝与印度的交往主要通过海路，印度半岛南部马八儿、俱兰两国是波斯湾通往中国的必经之地，商船往来较他国尤多。据摩洛哥人伊本·拔图塔记载，当时中印间的交通，多由中国海舶承担，大者至用十二帆，可载一千人。至元十六年（1279），马八儿国遣使来元。忽必烈因俱兰国未通使节，于至元十六年至二十年，四次遣杨廷璧出使“招谕”，并访问了马八儿国。俱兰国王随即派使者来元进宝货杂物，元朝回赠甚厚，并以金符授其王瓦你。至正二年（1342），元顺帝妥欢贴睦尔遣使者至德里，赠与德里算端男女奴隶及锦绸等名贵物品，要求在印度建造佛寺，德里算端遣寓居印度的伊本·拔图塔率领使团入元报聘。有元一代，中印间互派使者达数十次。

元朝与阿拉伯半岛的交往也较前代频繁。当时入居元朝的西域伊斯兰教徒前往麦加朝圣者当不在少数。《岛夷志略》载，云南有路可通天堂（指麦加），一年以上可至其地。这应是居住云南的伊斯兰教徒经常往来于麦加的记录。

与非洲各国的关系

大德五年（1301），元成宗遣使赴马合答束（今索马里摩加迪沙）征取狮豹等物，同时还遣使臣四起，计三十五名，前往刁吉儿（可能是摩洛哥丹吉尔）取豹子等稀奇之物。元人汪大渊随商船出海游历，也到达了非洲的层拔罗（今坦桑尼亚桑给巴尔）等国。元代与非洲各国的交往，也见于当时非洲人的记载。据伊本·拔图塔说，当时有摩洛哥人寓居中国，经商致富；大量精美的中国瓷器运销海外，转销到摩洛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