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床·明六帝纪 精彩片段：
难兄难弟
君臣之间
政风劣坏，人们往往以“腐败”二字言之。但细察其情，腐败也是有分别的，不能一概而论。
有一种腐败，钻制度与法律的空子，以权谋私；这类现象，何朝何代都有，无法根除，或者索性可以认为——权力必然伴生腐败，惟程度不同而已。制度比较严密、监管比较有效，就轻一些，反之就重一些。总之，这种腐败虽同属可恨，但我们无奈却只能以“正常”理解之，除非权力本身这东西人类可以消灭之。
还有一种腐败，已不仅仅是钻空子，偷摸以为而已，简直成了与制度和法律分庭抗礼的另一套规则、尺度。制度、法律，名义上虽在，却已形同虚设，社会的真正运行不能按照公开的合法的准则，而非得按照腐败的准则，不然就不能运转，就简直无法办任何事。这种腐败一旦发生，社会必已到崩溃边缘，因为在它背后，是人心的彻底涣散，社会没有任何公信，完全返于“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动物状态，显示了“好一似食尽飞鸟各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普遍而强烈的预感。
李清，崇祯年间中进士，并开始做官，历刑、吏、工三科给事中，官场见闻极广。明亡后隐居，将所历者记于著述，因为曾任职三科，故名《三垣笔记》（垣，古时也是官署的代称）。明末政坛的腐败，究竟到什么地步，翻翻此书，大致可以明白。
内有一条，记锦衣卫头目吴孟明，“缓于害人，而急于得贿”。其子吴邦辅“尤甚”，“每缉获州县送礼单，必故泄其名，沿门索赂，赂饱乃止”。东厂情形亦复如此。李清举了一个例子，说某知县送给翰林编修胡守恒二十两银子，求他写一篇文章，胡钱还没拿到手，仅仅事为东厂所闻，“亦索千金方已”。
这里面值得注意的，有这样几点：一，锦衣卫、东厂是当时两大刑侦部门，竟然完全变成敲诈搞钱工具，而谁都晓得，司法腐败（执法违法）乃是最可怕的腐败。二，事情的背景，应该是崇祯狠抓吏治，展开清查贪官污吏的行动，然而连这样一个行动本身都变成了腐败的一部分，时事糜烂到何等地步可想而知。三，吴孟明及其儿子“故泄其名，沿门索赂，赂饱乃止”的做法，令人目瞪口呆，但同时这做法的背后，也确实是以大量腐败现象为支撑，“缉获州县送礼单”即为明证，可见从中央到地方，统统烂掉，大家无非是在黑吃黑。
很黑暗么？且慢，仅仅索贿受贿还不算什么，更有甚者，不是什么人都能让当权者接受你的贿赂，这钱送得出、送不出，还得有门路。当时有个叫吴昌时的礼部郎官，专门充当行受贿赂者的中间人，出了名，所有被查出问题的官员，都走他的门路，“必托昌时以数千金往方免”。而姓吴的，自己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亦扬扬居功”。这是李清亲眼所见。
是不是只有东窗事发、大祸临头的人，才行此龌龊之事？非也。权钱交易，渗透到官场的每个细胞。每年政绩考核之时，便是权钱交易旺季，因为考核的结果与晋职或改迁直接相关，想高升的，或想换个肥差的，此时就全靠金钱开路。李清说：“予同乡数人，转易如流，问其故，皆以贿之增减为升降耳”。谁说金钱万能是资本主义特产？极权帝制，金钱也万能嘛。
工作中的棘手问题，同样靠钱摆平。崇祯即位以后，对赋税抓得很紧，给各地方定下额度，但这额度又很有些想当然，不容易完成。不完成，休说升官不可能，还得停发工资和降级，据说有“住俸数十次，降至八十余级者”。如此，计将安出？还得靠孔方兄出面。“时户部（财政部）堂司皆穷于磨对，惟书手为政，若得贿，便挪前推后，指未完作已完，不则已完亦未完也。故一时谣言有‘未去朝天子，先来谒书手’之诮。”书手，也即文书，负责编抄的刀笔小吏。地位虽卑微，但在这件事上意外地握着生杀予夺大权。他们所为，说白了就是做假账，现代社会的腐败分子也很用得着这种人。
上述种种，尚为可想象之腐败。李清另外所记的某些情况，完全匪夷所思，若非白纸黑字、有名有姓地记录下来，谁都无从设想那样的情节。
崇祯十一年三月，清兵深入关内，围困北京，明廷几乎覆亡，只因这一次清人似乎尚未做好取而代之的准备，仅饱掠而去。前后数月内，明军从无还手之力，而当清兵退却之时，却有人以为其机可趁，借此发一笔国难财。有个太监叫孙茂霖，朱由检给他的命令是不要放跑敌人（“严旨令无纵出口”）——这也很扯淡，人家根本不是失败逃跑，是主动退却，何谈一个“纵”字？——但更绝的是孙茂霖的做法，他领着人马，在长城关口布置好，等北退的清兵到来，先向他们要钱，“孙及部下皆得重贿，凡一人出，率予五两，乃不发炮而俾之逸”。拿买路钱，就放行，否则，打炮。当时清兵在中原劫掠数月，满载而归，而且本来不准备打了，已“无必死心”，每人掏五两银子，小意思。于是，孙茂霖居然得逞。这件事被揭露以后，朱由检极为震怒。不要说朱由检震怒，就是时隔四百年的我们，听见这等事，也彻底目瞪口呆。人一旦疯狂到只想捞一把，看来就必定是天良丧尽。
还有一个故事，令人哭笑不得。翰林院庶吉士郑鄤被参下狱之后，李清跟郑的同乡、御史王章谈起此事，王言语间极为鄙夷，李清于是问：“孙尚书（孙慎行）可谓你们家乡的正人君子吧，何以他老先生会那么欣赏郑鄤呢？”王章叹气道：“孙大人爱读书，但他身边的人，全都拿了郑鄤的贿赂，每次孙大人正看什么书，准有人飞速报知，过了几日，郑前来拜谒，孙大人一谈起所读之书，郑无不口诵如流，让孙大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历来行贿，要么为了升官，要么为了枉法，要么为了发财。为了解别人读什么书而行贿，真是头一遭听说。这个故事也许不值得扼腕，却足够让人大开眼界——连孙慎行喜欢读书这么微不足道的细节，都引得“左右数人莫不饱鄤贿”，崇祯时代政坛还能有一处干净地方么？
明末政治的涣散，并不止乎腐败一端。办事不力、不堪用命、敷衍塞责、虚与委蛇，是普遍状况。即便没有腐败到那样的地步，以当时士大夫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明朝离亡国亦已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