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床·明六帝纪 精彩片段：
难兄难弟
末日情景
前面说到，共同觊觎紫禁城龙床的两大势力之间，似有某种默契。以当时明朝之虚弱，李闯和满清，不论谁，击溃之皆易如反掌。满清势力距北京更近，实力也较李闯更强；闯军轻入，攻占北京，而清人不先得，诚可怪也。俗史夸大吴三桂的作用（所谓“历史罪人”），乃至将香艳故事——刘宗敏横刀夺爱霸占陈圆圆——敷衍为历史的决定性因素，虽然煽情，却实属笑谈。吴三桂降不降清，献不献山海关，对清人入主中原，其实是没有实质意义的；清人攻到长城以里，本非必由山海关不可，崇祯年间，清兵（改国号之前为后金）早已由各关口突破长城不知多少次；没有吴三桂，不走山海关，清人照样入得中原，丝毫不成问题。闯军之能捷足先登，恐怕出于两点。一是此前一年（1643）八月，皇太极方崩，清国举哀，暂缓夺取中原计划；二是对于明廷不亡于清而亡于李闯，清国君臣极可能早有暗谋，乐观其成，然后以此为借口，“兴仁义之师”，“剿贼灭寇”，以“正义之师”姿态入关，尽量增加自己取代明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这在多尔衮致吴三桂求援信的答书中，可以找到直接证据。书称：
我国欲与明修好，屡致书不一答。是以整师三入，盖示意于明，欲其熟筹通好。今则不复出此，惟底定中原，与民休息而已。闻流贼陷京都，崇祯帝惨亡，不胜发指，用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誓必灭贼，出民水火！伯（吴三桂封爵平西伯）思报主恩，与流贼不共戴天，诚忠臣之义，勿因向守辽东与我为敌，尚复来归，必封以故土……昔管仲射桓公中钩，桓公用为仲父，以成霸业。伯若率王（率先奉清为王业），国雠可报，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1☽
这一历史关头的实际过程是，清国在得到闯军已于三月十九日攻破北京的情报后，即由顺治皇帝于四月初八日在盛京任命多尔衮为大将军，南下夺取中原。次日，清军迅速兵发沈阳。中途遇吴三桂信使求援，遂折往山海关方向运动，并与吴三桂部队汇合后于此处击败闯军。这清楚显示，清兵入关的决策与动作，先于吴三桂请援和献降，是一单独行动，且明显是利用北京被闯军攻占、崇祯殉国为机会和借口。
多尔衮信还透露一点，从一开始，清人就希望以中国道统继承者的姿态，接管权力。这种认识与心态，同四百年前的蒙古人截然不同。这也就是何以蒙元始终不改其“入侵者”形象，而满清却能完全融入中国正统历史与文化的原因所在。此乃题外话，不表。
1644年，崇祯坐龙床的第十七个年头，也是最后一个年头；以旧历天干地支排列算法，岁在甲申，所以又叫甲申年，后遂以此扬名史册。
甲申年的元旦——也就是正月初一——在公历是1644年的2月8日。如果现在，这天举国上下已经放假，欢度春节，不用上班。当时不同，作为新年第一天，皇帝和百官仍须早朝。崇祯又是一个特别勤奋的皇帝，当此人心惶惶之际，他很想借新年第一天振作精神，有个好的开端，所以起得比平时都早，天未明，就去皇极殿（太和殿）视朝，接受百官朝贺。
升殿后，却发现底下空空如也，只有一个“大金吾”（近卫军官）孤零零立在那里。其时，钟鸣已久，照理说，百官闻钟已该到齐。崇祯问其故，金吾支吾道也许众人不曾听见钟声。崇祯命再鸣钟，不停地鸣下去，且吩咐将东西宫门大开，让钟声传得更远。久之，百官仍无至者。
照例，本该百官按部就班，各自归位，皇帝出来接受朝拜；现在倒成了皇帝光杆司令先在那里等候群臣。崇祯面子尚在其次，这实在太不成体统。为避免这局面，临时决定把本来放在朝拜之后的谒祖提前举行，那是皇帝自己的事情。不过，谒太庙必须有仪仗车马，急切却备不齐，还是放弃，传谕仍旧先上朝，二次升座。
那天所以钟声大作，而百官不闻，据说是天气极为恶劣，“大风霾，震屋扬沙，咫尺不见”☾2☽。任何有北京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当此时，满耳但闻风吼。
又候了一会儿，百官终于匆匆赶到，现场十分混乱。当时文武官员，分居北京西城、东城，而上朝站班却相反，文立于东，武立于西。这天，因为情势窘急，许多官员赶到后，顾不得绕行，按最短路线归位。结果，文臣直接穿过武班，武将也从文班钻出；行经中央空地时，因为是皇帝视线正前方，每个人都佝偻着身子，甚至爬在地上匍匐而过，模样滑稽可笑……
大明王朝最后一年，就这样开始了。后人评论说：“绝非佳兆。不出百日，上手撞钟，百官无一至者，兆已见此矣。”☾3☽
谈到迷信，还有更奇特的。某晚，崇祯得梦，梦中神人在他手掌上写了一个“有”字，他困惑不解，讲给百官听，请他们解释。百官当然拣好听的说，“众皆称贺”，说这个“有”字代表“贼平之兆”。马屁声中，却忽然有人大放悲声，众视之，是内臣王承恩。崇祯惊问何意，王承恩先请皇帝赦其不死之罪，而后开言：“这个‘有’字，上半是‘大’少一撇，下半是‘明’缺一日，分明大不成大，明不成明，神人暗示，我大明江山将失过半。”☾4☽——这真有其事，或系后来人所编捏，无考。但那王承恩三月十九日陪着崇祯一道吊死煤山，却是真的。
也是这一天，甲申年元旦，李自成在西安启用国号“大顺”和年号“永昌”。倘若四个月后，他并非昙花一现地从北京消失，是日就将作为永昌元年载入史册，而“崇祯十七年”则不再被人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