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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门阀政治_刘裕与孙恩——门阀政治的“掘墓人” 四、孙恩、卢循、徐道覆的家族背景

田余庆
中国历史
总共43章(已完结

东晋门阀政治 精彩片段:

刘裕与孙恩——门阀政治的“掘墓人”☾1☽

四、孙恩、卢循、徐道覆的家族背景

晋末道教的广泛传布,道术手段的广泛利用,曾经为卢悚从事政治活动创造了群众条件,后来又为孙恩、卢循从事规模大得多的政治活动创造了群众条件。农民群众爆发斗争,是阶级斗争性质。但是从其领袖人物而言,无论是卢悚还是孙恩和卢循,他们所追求的,从首要方面说来,既不是宗教的目的,又不是宗教徒日常的生活目的。他们谋求自身的政治权力,谋求可以与门阀士族相当甚至超过门阀士族的政治权力,这却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问题。

陈寅恪先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孙恩之乱》一节,分析了孙恩、卢循的身世。他指出孙恩先人孙秀是道教徒,是另一道教徒赵王司马伦的谋主。他又论及卢循先人卢谌与赵王伦的死党刘琨关系非同一般,疑卢氏亦道教世家。他还从徐道覆的滨海籍贯及其与卢氏的婚姻关系,推出徐氏亦出道教世家。陈先生还认为“彭城道士”卢悚遣许龙迎海西公于吴一事,“许龙或即许迈同族;卢悚或即卢循同族,彭城为其侨居之地而非郡望。此皆无可考,不能决定”云云。陈先生综贯会通各种史籍,于其所探赜诸事虽未遽下断语,但推测十九中的。兹承袭陈寅恪先生见解,不惮繁复,略作补充如下。

道教徒孙秀虽然出身小吏,但在赵王伦得势时居中书令之位,这段经历足以使他脱离小吏的卑微身份,也足以使他的家族从寒庶地位上升。孙秀后人何时南渡,史籍无微。南渡后的孙氏大概卜居在吴会,因为孙氏的活动几乎都在吴会地区,他们在吴会有相当的基础;而后来发孙泰聚兵之谋的,也是会稽内史会稽人谢。孙恩起兵地点,是经过他自己实地选择的。据《宋书》卷五三《谢方明传》,孙泰被杀后,孙恩曾为吴兴太守谢逸的舅子长乐冯嗣之和北方学士冯诩仇玄达的“从者”,“本欲于吴兴起兵,事趣不果,乃迁于会稽。”而当孙恩率众自海岛趋上虞登陆后,会稽、吴郡、吴兴等八郡一时俱起,杀长吏以应孙恩,旬日之中,众数十万。这种情况,如果事先没有孙氏长期在吴会的经营和组织,只凭“乐属”的自发行动,是不可能在旬日中骤然出现的。

孙氏过江后不求官于建康,而以道教为手段活动于吴会,原因何在呢?我认为,一,孙氏先人在北方时,与东海王越的势力没有历史渊源,没有求官建康的便利条件;二,孙氏不是乘永嘉之乱过江,因而也没有求官建康的便利时机。所以孙氏在东晋,直到太元末年还默默无闻,后来孙泰出仕,是由于以道术得幸于帝王,而非凭其才地。晚渡伧荒,其先人一般与胡族政权有染,他们要在东晋得到仕进机会,除了武功以外,只有靠特殊的际遇。即令得到入仕机会的人,想要预于江左的士流,那就更不可能。孙氏情况当然也是这样。不过孙恩其人由于家世影响,多少还具有一些士流的特点。他爱书法。《法书要录》卷二虞和《论书表》谓孙恩起兵后自会稽入海时,曾带走王羲之、王献之所书棐板甚多。孙恩还有文章行于时,《隋书·经籍志》中著录有《孙恩集》。从这些看来,孙恩在文化素养方面本来具有出仕的条件。他也不是安于屈居里巷之辈。孙恩求闻达而无门径,又不像北府将那样有流民武力可资凭藉,所以其家世所奉的道教,就成为他用以争竞于时的重要手段。

卢循为孙恩妹夫,范阳卢氏卢湛之后。卢谌好老庄,擅书法,善属文,反映卢氏家族业已完成从儒学向玄学的转变。八王之乱后期,在成都王颖与东海王越对垒阶段,卢谌父卢志是成都王颖死党。成都王颖失败后,卢志、卢谌父子虽暂时受命于东海王越,但不属东海王越系统。所以永嘉之末,卢氏既未预司马越、王衍项城之难,又未渡江进入江左百六掾的行列。卢谌先投刘琨。刘琨败后卢谌没于胡中,出仕后赵,死于永和六年(350年),事迹备见《三国志·魏志·卢毓传》注引《卢谌别传》以及《晋书》本传和有关《载记》。卢氏子孙渡江,当在卢谌死、后赵亡、中原乱之时,其为晚渡伦人,更无可疑。参以卢惊事迹,卢氏族人渡江后或即卜居于京口。

《卢谌别传》说及卢谌死后其“胡中子孙”过江之事,但未指明始过江者究竟是谁。根据《卢循传》,卢循为卢谌曾孙。如果史籍所谓卢谌“胡中子孙”过江者乃是确指卢谌子辈及孙辈而非泛指卢谌后人,那末始过江者应当就是卢循的父辈和祖辈,而这些人的名讳,史籍中均可考见。

据《元和姓纂》卷三及《新唐书》卷七三《宰相世系表》(一三),卢谌子辈有北祖和南祖之分,居巷南者号南祖,居巷北者号北祖。北祖卢偃以下,历仕慕容、拓跋,世传卢谌书法,子孙繁衍贵达,以迄隋唐,是范阳卢氏正宗。南祖卢勋,史不着其后人。冯君实《晋书孙恩卢循传笺证》认为卢氏北祖和南祖,分别为卢氏留居北方者及流寓江左者二支,并非巷北巷南之谓,因而断定卢勖过江始为卢氏南祖,卢循则卢勖之孙。冯氏此说甚有理据,可以肯定。《卢循传》称卢循“善草隶弈棋之艺”,虞和《论书表》亦谓“卢循素善尺牍,尤珍名法”,这正是范阳卢氏的家学与门风。《卢循传》中还透露卢循之父为卢嘏。因此江左卢氏南祖世系当为卢勋一卢嘏一卢循三代。看来卢谌“胡中子孙”过江者,正是指谌子勖和谌孙嘏。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定卢谌“胡中子孙”南来的过程。永和六年,卢谌死,正值北方大乱。卢勖、卢嘏当于服丧终制以后南来。卢勖在《晋书》中无迹可寻,可能在南行途中或南来后不久即死。与卢氏父子同行过江者可能有卢氏族人,例如卢悚。他们南行采取自广陵渡江路线,渡江后即居京口或其附近。他们的先人与东海王越为仇,祖辈臣事胡族政权,自己过江又晚。凡此种种,都使他们无缘进仕建康。卢氏族人卢悚得为徐州小吏,可能际遇较好。但卢悚主要活动并不是在官府,而是在民间传播道术,其徒属八百余家之中,估计卢氏宗亲当占相当比例。卢嘏南来卜居以后,事迹无闻,以卢悚、孙泰情况度之,大概也是从事道术活动☾2☽。

《高僧传》卷六《慧远传》,谓慧远早年在北,曾与卢嘏☾3☽“同为书生”。那时慧远博综六经,尤善老庄,其学行志趣与卢氏家风合,可知卢嘏当亦如此。后来慧远欲渡江从范宣☾4☽习经,以路断不果,乃改从释道安出家于太行,时年二十一岁,当东晋永和十年(354年)。卢嘏于卢循兵起时随在军中。义熙六年(410年)卢循从广州回兵北上,进据江州,曾登庐山谒见慧远,时距卢嘏、慧远同学之时,已逾半个世纪了。假定卢嘏与慧远同岁,则卢嘏南渡尚在弱冠之年。

卢循是孙恩妹夫,徐道覆又是卢循姊夫。这是三个互通婚姻的家族,社会地位应当是相同或相近的。我们已知孙恩、卢循都是晚渡伧荒和道教首领,那末徐道覆又如何呢?

《魏书》卷九七《刘裕传》:“〔卢循〕党琅邪人徐道覆为始兴相”,似徐道覆为琅邪人。但是《晋书》记载江左人物籍贯,除门阀士族必着旧望以外,一般人物或着旧望,或着侨居之地,并不完全一律。所以琅邪究竟是徐氏旧望,还是其侨居之地,尚不清楚。案《元和姓纂》徐氏有琅邪一望,曰:“晋仆射宣之后,宋有徐爱。”晋仆射徐宣不详☾5☽。徐爱,《宋书》卷九四有传,曰:“晋琅邪王大司马府中典军,从北征,微密有意理,为高祖所知。”徐道覆似不得与这一与晋、宋皇室都有亲近关系的人同族为琅邪人。《宋书》卷一《武帝纪》(上)记徐道覆,只是说“其(案指卢循)同党徐道覆为始兴相”,未着琅邪。《宋书》卷五零《刘康祖传》有东海人徐道期流寓广州,义熙未于广州起兵,攻始兴郡之事☾6☽。道期、道覆,名相近,均带道教徒名中常用的道字,而道期进攻之地,又为道覆长期驻守过的始兴。颇疑道期为道覆近属,道覆败亡后藏匿不出,至是始取广州,攻始兴☾7☽。如果推测可以成立,则徐道覆籍贯当同于徐道期,为东海人,而非琅邪人☾8☽。《魏书·刘裕传》所说琅邪徐道覆,琅邪或指道覆在江左侨居之地,即建康附近的琅邪郡。东海徐道覆,与道教徒东海徐宁当为同族。

徐宁,东海郯人。祖台,西晋丹阳令;父褚,太子洗马,见《新唐书》卷七五(下)《宰相世系表》。徐宁事迹附《晋书》卷七四《桓彝传》。王敦之叛前夕,徐宁为江北广陵附近一荒县的县令,不为人知,桓彝力荐于庾亮,始得过江至建康为吏部郎。徐宁虽不属晚渡伦人,亦不类门阀士族,如非特殊际遇,是难于入仕建康的。徐宁之孙徐羡之尽管显贵于刘宋初年,但《宋书》卷四三《徐羡之传》还说他“起自布衣,又无术学”;《南史》卷二三《王华传》亦谓为“中才寒士”,可证徐宁家族地位未因徐宁入官而有大的变化。徐道覆没有特殊际遇,所以沉沦里巷,不得仕进,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徐宁是有名的道教徒,这对徐道覆却能发挥较大的影响。

《太平御览》卷六六四引《神仙传》:“鲍靓,明帝时人,年过七十而〔尸〕解去。有徐宁者,师事鲍靓……”。《文选》卷二一颜延年《五君咏》注引顾凯之《嵇康赞》:“南海太守鲍靓,通灵士也,东海徐宁师事之。”又《真诰》卷一六《阐幽微》第二所列道教鬼官,有“陶侃为西河侯,……徐宁为长史。宁坐收北阙叛将,不擒,免官……。”注:“徐宁,字安期,东海郯人,羡之祖也。……羡之年少时常来形见,自称‘我是汝祖’,戒其祸福,后并如言。”《真灵位业图》亦有“西河侯陶侃,长史先用徐宁,被弹,后用蔡谟”云云。如果徐道覆果为徐宁同族,则徐宁的家世门户与道教信仰,都可以作为徐道覆家世及信仰的旁证。徐道覆大概也是南渡后不得官宦,遂以传布道教为其职业,与孙恩、卢循相同。

作品简介:

本书讲述的是从公元4世纪初年至5世纪初年的百余年间,江左几家侨姓门阀士族与司马氏皇权结合而运转的政治历史。虽不是全面的东晋政治史,但从东晋门阀士族的兴替和门阀政治的发展以至消亡,偏重于政治史方面的研究,它以江左几家侨姓士族的兴衰为线索进行考察,但也不同于各个士族门户的个案研究。书中亦旁及军事、地理、文化、经济诸问题,却也只限于阐明门阀政治的需要。

此书为北大名家名著文丛之一种,曾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本书以丰富的史料和周密的考证分析,对中国中古历史中的门阀政治问题作了再探索,认为中外学者习称的魏晋南北朝门阀政治,实际上只存在于东晋一朝;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变态,具有暂时性和过渡性,其存在形式是门阀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本书不落以婚宦论门阀士族的窠臼,对中国中古政治史中的这一重要问题提供了精辟的见解,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作者:田余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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