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 精彩片段：
附编
三、杨西光在三中全会前的工作会议上
杨西光是我的老朋友，政治观点接近。“文革”前我在中央宣传部，他先是在上海《解放日报》当总编辑，尔后到市委主管文化教育和党的宣传工作。每次去上海都会和他交换沟通彼此的看法。也几乎每次他都为我组织些座谈，让我同上海的从事党的宣传工作、理论工作的同志接触，有时还组织些报告会让我发表演讲。“文革”后他调来北京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两个人同在一个城市，在会议上见面，可以畅谈的机会反而少了。彼此来往密切的是在1978年11月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
三中全会前举行的那次中央工作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也是中国当代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它为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召开三中全会的决定就是在这个会议上作出的，三中全会的举行是紧接这个会议举行的。邓小平在这个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就成了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同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分不开来，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就包括纪念这次工作会议在内。它不是一般的工作会议。这个会议规模很大，参加会议的人有200多位，规格很高，十一大当选的政治局委员都通知到会，现在常说的“三副两高”中党员也都参加，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第一二把手、中央机关、国家机关、军委、直属机关的第一把手都到会。200多到会者中，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占2/3，占十一大当选者40%多。出席的人中有当时还没有成为中央委员的70多人，如其中有由于十一大开会时还没有彻底平反的老中央委员习仲勋、宋任穷那样的老同志，当然也有曾涛、胡绩伟、杨西光、王惠德和我这样年轻一点的人。这次会议的特点是思想解放、充分发扬民主、不限制发言次数、不限制发言范围。会议从1978年11月10日开到12月15日，一共开了36天，在会议期间议论了许多问题，解决了许多问题，对开会前的不少指导思想做了纠正，最后决定需要把没有出席工作会议的中央委员找来开中央全会，做出正式决议。少数参加工作会议的非中委的人也列席了三中全会。工作会议12月13日闭幕后，小组又讨论了两天才散会。从12月18日到22日开会5天，三中全会胜利结束。
在分小组时，杨西光和我都分在西北组，这个组的召集人是胡耀邦、肖华、汪锋和霍士廉。参加这个组的，除杨西光外还有王惠德和江一真。我之所以在这里提到杨、王、江三人，是因为在小组会上他们同我合作得特别紧密。这三位现在都成了故人，我也特别怀念他们。
在这篇文章中，我主要介绍杨西光同王惠德与我关于真理标准的三次联合发言。第一次三个人联合发言的时间是11月13日。这次发言的内容是以“天安门事件”为例讲充分发扬民主的必要性。这次发言由我主讲，在发言中我们说：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就一定要使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有相应的改变。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列宁说‘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在这里，有一个观点应该在党内明确，那就是我们党在成了执政党之后，仍然应该站在人民群众之中，领导人民群众去争取民主。无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不等于争取民主的任务完成，正好相反，在我们国家中还有封建主义的残余势力，而且今天我们的国家政权，还是列宁指出的那种‘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人民的民主权利经常受到这种或那种侵犯，因此，争取民主的斗争仍旧应该继续下去。而且民主不应该是恩赐的，恩赐的‘民主’是不牢靠的，只有人民自己起来争取到的民主，才是巩固的。而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只有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
“从领导群众争取民主这样的革命立场出发，党应该对‘天安门事件’明确态度，指出它是伟大的革命事件。在‘四人帮’即将动手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关键的时刻，广大群众奋不顾身地起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完全应该得到我们党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执政的共产党，一方面要站到群众之中，继续领导群众进行争取民主的斗争，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夺取了的政权，去保障人民民主，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来配合群众自身争取民主的斗争，并把这两方面的斗争结合起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就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运用国家政权来保障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做的一件大事。这样我们就要加强社会主义的立法工作，而且也要加强司法工作，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不过应该指出，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仍是民主。法律如果不是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不是经过民主程序来制定，它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充分重视和充分信任。如果法律不在民主的基础上制定出来，不充分反映民主，它就未见得能够真正实施，并且很容易受到破坏。”
我们做这个联合发言前的11月2日，陈云同志在东北组的发言中讲到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他说了这么几句：
“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又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我们做这次联合发言，是想就这件事发表充分发扬民主的意见。王惠德对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的言论做过系统的研究，那句“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就是王惠德背出来的。杨西光和我认为讲得切合我国的实际。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把这次发言要讲些什么定下来了。这个发言不止上面引的那个部分，其中我们还引用了社科院法学所对《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由中央政法小组起草的法律文章的批评，还讲了必须改变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办法及对康生的揭露和批判。杨西光的消息很多，在准备联合发言时，讲了不少情况，使得我们的联合发言生动具体。
第二次联合发言，王惠德没有参加，只有杨西光和我两个人，发言时间是11月26日。这时候新华社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运动》已经发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全国报纸已经发表。我和杨想通过这件事来批判“两个凡是”，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
这次联合发言之前，我和江一真交流意见，由他首先发言批评当时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我再同他呼应。他在26日上午讲了，下午杨西光同我就做了一个联合发言，这次联合发言，杨西光主讲，中间我插了一些话。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江一真是第一个在发言中点名批评汪东兴的。他讲了自己同汪东兴从长征到延安一起工作过，总的印象是好的，希望他多听听对他的批评意见，然后批评汪东兴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错话做了错事，他举了一些卫生界的事例。杨西光和我就在下午做联合发言。我们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