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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_附编 五、强调科学思想、充分发扬民主的会议

于光远
中国历史
总共61章(已完结

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 精彩片段:

附编

五、强调科学思想、充分发扬民主的会议

——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两点体会

为了纪念三中全会,我写了这本《1978:大转折》。我认为这个会议是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将近62年中出席和列席的、不算少的党的代表大会、中央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中开得最好的,也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一)强调科学思想的会议

在我所知道的党中央举行的重要会议中,在会前特别做了充分的科学准备,在会议期间充分运用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态度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重大问题的并不很多。1945年举行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可以说是这样的一个。从1927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十年中间,在党中央领导机关中发生多次严重违反科学的现象,尤其是1931年初到1934年整整四年中,这种反科学的思想统治了中国共产党全党,结果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受严重的损失。1935年贵州遵义会议后扭转了发展方向,但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因此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党的高级干部研究六大以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在1942年、1943年、1944年举行多次历史问题的讨论,随后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并在七大召开前夕举行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了这个决议。这就是说,这样一个对历史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工作进行了有三年之久,取得了成果,这才使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有了坚固的科学基础,使党能坚定地走向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

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与党的七大,在强调科学思想这一点上从原则上讲是很相似的。稍远的情况姑且不说,在从1966年到1976年的时间内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之久。在这十年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犯了严重违反科学的政治错误,加上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活动,结果使中国建设事业遭受严重的损失,使中国走在亡党亡国的道路上。1976年10月在华国锋、叶剑英等同志的决断下,粉碎了“四人帮”,使中国的命运有了转机。

在“四人帮”被粉碎后的两年中既出现了好的现象、好的趋势,也存在不好的现象、不好的趋势。

好的现象是从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到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两年中间,有大量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高级干部被平反、摘去“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从“专政对象”的处境下“解放”出来,走上负责岗位(大批老干部复出,是一个颇为周转复杂的过程。这样的事情从“文革”后期就开始了,在邓小平第一次复出时又解放了一大批干部,“四人帮”被粉碎后又有所进展。但是直到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时还没有彻底解决。要把这个具体和复杂的过程描绘得很准确,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和科学研究,写出系统著作。而直到现在还没有这样的科学著作问世)。同时在理论界,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制造出的反科学的言论进行批驳。这些谬论包括按劳分配会导致新资产阶级产生、批判“唯生产力论”、实行所谓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认为发展经济会冲击无产阶级政治等等,总起来一句,要实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界进行的在思想上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也是一种好的现象、好的趋势。

不好的现象便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的党中央不敢否定“文化大革命”,反而要求“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继续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但对“文革”前毛泽东说过的话不敢有任何议论,甚至把年老体衰、不能正常地工作和思考、与干部甚至高级干部不能见面交谈、甚至连话也说不清楚的毛泽东的所谓“决策”、所谓“指示”奉为神明,主张“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个“两个凡是”竟成为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的方针。在这种方针之下,“文革”提出的许多错误观点、错误主张就会被当作正确的东西,在干部和群众中继续广为宣传,给那些想继续搞“文革”的那一套的人保留一套“最高指示”的武器。那的确是很危险的。

如果谁对这点还有点不那么相信的话,不妨读一下1977年8月12日华国锋所作的、8月18日通过的在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指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人心,成为亿万群众进行胜利战斗的光辉旗帜”。在这个报告中还继续引用毛泽东说过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产阶级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并且因为毛泽东说过“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在这个政治报告中也就把1966年开始、在这个十一大上宣布结束的那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称之为“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且说“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绝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绝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党的十一大是“四人帮”粉碎后召开的大会,是揭批“四人帮”、决定永远开除“四人帮”党籍的大会,是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大会,是把邓小平选为党的副主席的大会,但是竟然说出这样的话。读到这样的话就会想到,如果不把“两个凡是”反对掉,就会一方面妨碍党和人民总结历史教训,一方面妨碍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中国的新思想新观点的形成和发展,中国的前途就充满着危险。我们一定要强调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上,对待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和建设上,对待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本人问题上坚持真正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态度。

于是检验真理标准的问题,就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前夕提出来了。胡耀邦发起和推动了这场讨论,理论界的同志写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并且在学术界开展了大规模的讨论。

胡耀邦在1979年1月18日所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中说的完全符合历史情况。他说:

“这两年的思想理论工作,就它的规模来说,就它的战斗作用来说,超过了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可以说是延安整风运动以后理论工作做得最出色最有成绩的两年。”

作品简介:

《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解密京西宾馆原定20天的会议何以延长到36天,华国锋定框框,原定的三个议题何以被突破,“只进不出”,人事调整,陈云进常委,“宜粗不宜细”,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华国锋作检讨,真理与“凡是”的正面交锋,胡耀邦四次发言,极言“党内有党,法外有法”,小平的手稿被“发现”,揭示转折时期的最大谜底,二胡“胡耀邦、胡乔木”之争,农业文件的藏头藏尾。

作者:于光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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