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约柜 精彩片段：
第六部 荒野-1
许多人都认得我。所以，你若想找我，就努力来找好了，你不会找不到我的。那么，你就来吧！否则你就活该被称为懦夫……不过，我可以给你一年的缓期，允许你在今后一年零一天之内找到我。
——《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传奇》
第十七章与魔鬼共餐
结束了以色列和埃及之旅，我在1990年10月回到了英国。当时我下了决心：我必须去阿克苏姆，而最佳时机就是1991年1月。如果能在那个月的18日以前到达那里，我便可以去参加主显节仪式了。我希望那期间群众游行时能把约柜抬出来。
我在耶路撒冷采访过的那位法拉沙祭司拉斐尔·哈达尼曾怀疑届时是否会使用真的约柜。"我不相信那些基督徒会抬出真约柜来，"他对我说，"他们不会那么做。他们绝不会把它给任何人看。他们会使用一个复制品。"这个警告出自一个曾怀着目睹那件圣物的希望、亲自去过阿克苏姆城的人之口，因此很让我感到心绪不宁。尽管如此，我还是找不出别的办法，只能按原计划行事，而这就意味着要战胜我自己的恐惧。
埃塞俄比亚内战的局势一直对政府不利，所以，我如果真的打算去阿克苏姆城，那就不得不把自己交到"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手里，这一点已经勿庸置疑了。我知道，几年来，他们曾允许十几名外国人到他们的控制区内活动，并且没有伤害过那些人。不过，我却非常担心他们会伤害我。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就是：因为在1983年到1989年期间，我曾和埃塞俄比亚政府有过密切的联系。1982年底，我放弃了自己新闻记者的本行，成立了一家出版公司，为广大的客户（其中包括非洲的一些政府）出版书籍和其他文件。我最早的一笔生意是和埃塞俄比亚旅游委员会达成的。实际上，正如本书第一章介绍的那样，正是那笔生意使我第一次去了阿克苏姆城，那是在1982年。
那次旅行的成果是一本装帧精美的画册（葛瑞姆·汉卡克、理查德·潘克赫斯特、邓肯·维莱茨合著：《在埃塞俄比亚的天空下》，1983年伦敦与内罗毕版，1987年、1989年再版——作者注）。埃塞俄比亚政府的高级官员们很喜欢这本书，因此他们便委托我去完成另外一些类似的计划。
在这个过程中，我结识了不少掌权人物，例如工人党的意识形态首脑施麦利斯·马赞加，还有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其他活动家，包括伯哈努·巴伊、卡萨·科比德，此外还有一个头等重要的人物，他被称为埃塞俄比亚的"红色皇帝"，那就是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总统本人。这个军事强人在70年代中期夺取了国家权力，在全非洲，他对异己的无情镇压恐怕是无与伦比的。
我有一种感觉：当你和人们一起密切工作的时候，你会逐渐开始用他们的方式去看待事情。我在80年代中期就碰到了这种情况。1985年以后，我已经成了埃塞俄比亚政府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我从不赞成那个政府采取的国内高压政策，尽管如此，我还是努力说服了自己，使自己相信他们采取的一些积极措施还是合理的和有益的。
这些措施里值得二提的是：1984年到1985年期间，政府开始执行一项新政策，旨在把100多万农民从闹饥荒的提格雷省（当时还在政府控制之下）迁移到该国南部和西部的处女地上去。当时我认为那是"必要的"，因为北方大片地区已经变成了"不适于居住的荒地，并且已经濒于全面的、不可逆转的经济崩溃边缘"（葛瑞姆·汉卡克：《埃塞俄比亚：饥饿的挑战》，1985年伦敦版，第110页）。然而，TPLF的政治领袖们却对这次移民另有看法，把它视为对反政府军的严重威胁，他们当时正在全力扩充反政府军的力量。他们坚信，这项"罪恶"政策的真正目的是使他们失去自己家乡地区民众的支持（因为很显然，从提格雷省每迁走一个农民，就意味着解放阵线少了一名后备军士兵）。所以，为了支持政府的移民政策，我曾在不少场合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因此，我便公开地直接侵犯了TPLF的利益。何况，我还曾经以另外一些方式表明了和埃塞俄比亚政府的密切关系。
最后，在1988年和1989年上半年，我和亚的斯亚贝巴政权的牵连转到了一个新领域。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做了一系列奇特的旅行，往返于埃塞俄比亚和它的邻国索马里之间。
在索马里，非洲的另一个独裁者和我的关系也很好，他就是穆罕默德·西亚德·巴尔总统，当时还在掌权。这些旅行的目的，是促进两国间的一项进展缓慢的和平进程外交谈判。
当时，我认为自己担负的是一项美好事业中的一个光荣使命，很有价值，光明正大。何况这个使命还使我感到自豪，因为我担任了两名敌手之间的"忠实调停人"，而门格斯图和巴尔这两个敌手都大权在握，十分危险。但是，这样的心理动机却使我完全忽视了我的活动对我的不利影响，那就是：我不得不和这两个残酷而工于心计的人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其后果可能会败坏和危及我自己的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