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的凯歌 精彩片段：
第十九章 艰巨复杂的朝鲜停战谈判
朝鲜是中国的邻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有深情厚谊，唇齿相依，都推行着保卫祖国安全，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期望早日实现各自国家的和平统一大业。但是，1950年6月15日，朝鲜爆发了全面内战，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关注。美国当局则迫不及待地从其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出发，迅速出动陆、海、空军实行武装干涉，发动了侵朝战争。
在美国发动侵朝战争之初，中国政府就坚决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对美国侵略军的侵朝行为，多次提出了严正警告，表明了我国的原则立场。然而美国无视中国政府的再三警告，拒绝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坚持向“三八线”以北进犯，企图以武力侵占全朝鲜。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特别是美国侵略军于1950年10月初，越过“三八线”，疯狂地向中朝边境推进，并以其侵朝空军不断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的城镇。在朝鲜民主主主人民共和国处境危急，中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为了保家卫国、维护正义与和平，中国毅然派出志愿军于1950年10月25日，跨过鸭绿江，和朝鲜人民一起抗击美国侵略者。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以后，和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了激烈的较量，在7个月里连续进行了5次战役，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使敌人付出了23万余人的重大伤亡。
这时，杜鲁门政府才认识到；想用武力来灭亡朝鲜办不到；侵朝战争是个“无底洞”，“看不到胜利的希望”。为了寻找出路，1951年4月9日，杜鲁门撤消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职务。5月1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杜鲁门提出了在“三八线”上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的建议。17日，杜鲁门迅即批准了这项建议。于是，艾奇逊多方寻找能同中国打交道、说得上话的“穿针引线人”。但起初找到的人选连连不中。最后找到了乔治·凯南。凯南当时是国务院的顾问，正在普林斯顿大学研究所里工作，国务院请他立即到华盛顿，向他交代一项特别任务，让他去见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凯南在苏联工作时间较久，对美苏关系颇有研究，由他出面去找马立克接洽有便利条件。觊南受命之后，立即给马立克写了一封亲笔信，要求作为私人拜访去看望马立克，并希望他接到信后马上给予回答，写信或打电话都行。凯南收到马立克的回信后，立即于5月31日赶到马立克的住所。凯南见到老朋友，开始不好直接说出来意，只好转弯抹角地谈了一阵以后，便单刀直入地道了出来：“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或在任何一个委员会或是以其他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人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的问题。”
凯南同马立克的谈话，很快传到了北京。6月3日，金日成到达北京，同毛泽东、周恩来等深入地讨论了这一事态的发展。综观战场全局，敌我双方经过连续5次战役的较量，力量对比已趋于均势。中朝在兵力数量上虽占优势，但武器技术装备上仍处于悬殊的劣势，暂时还不可能围歼敌军重兵集团，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全部消灭敌人或将敌人赶下海去。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是我们历来的主张，我们曾多次提出过解决朝鲜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双方停止敌对行动，撤出一切外国军队，朝鲜问题在没有外国干涉的条件下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如果美方能与我方“讨论逐步撤退外国军队、包括朝鲜的前途等问题”，我方不宜拒绝。
6月23日，马立克在联合国新闻部举办的“和平的代价”的广播节目中发表演说。他说：“朝鲜的武装冲突——目前最尖锐的问题——也是能够解决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各方有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意愿。苏联人民认为，第一个步骤是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6月25日，中国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中国人民完全支持马立克的建议，并愿为其实现而努力”，“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并且一直为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而斗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朝鲜的反侵略战争，其目的就在于求得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社论还指出：“中国人民曾不止一次地提出或支持其他国家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合理建议，坚决主张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让朝鲜人民自己解决朝鲜问题。但是，美国政府却依然幻想依靠它的武力来征服全部朝鲜，进而威胁我国东北，因此，使所有这些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努力归于失败。”社论说：“毫无疑问，作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个步骤，马立克的提议是公平而又合理的。”
杜鲁门、艾奇逊寻找的凯南进行停战谈判的穿针引线工作终于成功了。6月2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李奇微发出如下指示，并要他一字不差地准确执行：“奉总统指示，你应在30日，星期六，东京时间上午8时经广播电台将下述文件向朝鲜共军司令发出，同时向新闻界发布：本人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资格，奉命与贵军谈判下列事项——因为我得知贵方可能希望举行一停战会议，以停止朝鲜的一切敌对行为及武装行动，并愿适当保证此停战协议的实施。我在贵方对本文的答复以后，特派出我方代表并提出一会议的日期，以便与贵方代表会晤。我更提议此会议可在元山港一只丹麦伤兵船上举行。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签字）”。
7月1日，金日成、彭德怀发出复电：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你在6月30日关于和平谈判的声明收到了。我们受权向你声明，我们同意为举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而和你的代表会晤，会晤地点，我们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地区。若你同意，我们的代表准备于1951年7月10日至15日和你的代表会晤。
此后又通过多次电文往返，就停战谈判的准备工作达成了如下协议：①谈判地点：选定在三八线上的开城。②正式谈判日期：从1951年7月10日开始。③为安排双方代表第一天会议细节，双方各派联络官3人、翻译2人，于7月8日上午9时在开城举行预备会议。④应对方要求，我方负责保卫对方联络官及随行人员进入我控制区后的行动安全。⑤双方代表园的车队前往开城赴会时，每辆车上均覆盖白旗一面，以便识别。
周恩来从马立克信号发出的时候起，就注视着各方面的反应，开始考虑谈判人选，第一个想到的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兼军委情报部部长李克农。李克农，从1928年起就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他在1936年作为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助手，首先同张学良将军的代表谈判，协助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他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国共谈判时，任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秘书长，协助叶剑英同国民党、美国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有丰富的谈判经验，由他在谈判的第一线指挥可以放心。同时，周总理又选择了乔冠华，乔冠华是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会长兼国际新闻局局长，他作为伍修权的助手出席联合国会议同京不久，对国际问题研究较深，文思敏捷，选他作李克农的助手。他们受命后，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6日晨，李克农、乔冠华等抵达平壤。上午金日成接见了他们。当晚，中朝代表团的3名联络官同1名朝英文翻译等从平壤出发前往开城，进行选择停战谈判地址等具体的准备工作。
谈判代表团的代表，根据彭德怀司令员的提名，经中共中央确定，志愿军由邓华、解方出任。邓华，是志愿军副司令兼副政委，是彭德怀的得力助手。解方，是志愿军参谋长，既有军事理论功底又有实战经验。人民军由金日成指派的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大将和李相朝少将出任。因为当时还不知道对方派几个代表，所以中朝方面就只确定了4名代表。
7日凌晨，解方和几位参谋人员也到达开城。下午李克农、乔冠华、南日、邓华、李相朝等相继到达开城。这样朝中谈判代表团即已形成并开始了工作。在工作过程中逐步健全了组织：代表团分两部分，即人民军代表团、志愿军代表团。按照中、朝两党中央协议，谈判工作由李克农主持，乔冠华协助，而对外以人民军为主。志愿军代表团成立了党委，李克农为书记，邓华、解方、乔冠华等为委员，柴成文为代表团秘书长，代表团设秘书处、参谋处，新闻处、行政处和通信、机要等机构。7日这天代表团准备工作非常紧张，会同当地朝鲜党政组织选择会谈地址，各方代表团的住地、休息位置，布置警戒和对方代表团前来赴会途中之安全警卫等。考虑到有利于安全警卫等各种条件，最后谈判地址选定在开城市区西北约2公里的来凤庄。
8日上午9时，首次双方联络官会议在来凤庄召开。我方出席的是人民军上校张春山，志愿军中校柴成文，人民军中校金一波、毕季龙、都郁浩。对方出席的为美国空军上校安德鲁·肯尼、美国陆军上校詹姆斯·穆莱、南朝鲜中校李树荣和朝文翻译恩德伍德，中文翻译凯瑟·吴。这次会谈气氛严肃平静。会议确定：朝鲜停战谈判正式开始时间为1951年7月10时上午10时，在开城来凤庄举行；会谈地址之安全，对方代表进入我控制区后沿途之安全，由朝中方面负责。会谈中对方交来“致共产党联络官通知书”，其中包括对方谈判代表名单，代表团人员数目、通信安全和中立走廊等事项。当日午后，我方也用书面通知对方，我方代表团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