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的凯歌 精彩片段：
第十八章 1953年夏季停战前的最后一战
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前，即1953年夏季，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配合下，曾经向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发动了为时两个半月的强大攻势——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这次战役，由小到大，进行了139次进攻战斗，连续攻破了敌人长期经营的坚固阵地，最后一次进攻一举突破敌军4个师25公里的防御正面，突入敌人防御纵深最远处达15公里；因战线南移扩展土地240平方公里。整个战役毙伤俘敌123000余人。就是在这次战役的攻势作战中，敌我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从而结束了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
发起夏季反击战役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配合停战谈判，而恢复停战谈判的契机却来自新上台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
艾森豪威尔这位美国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担任西欧盟军总司令，以指挥诺曼底登陆作战而闻名，战后以美国驻欧洲军队总司令的身份担任了北大西洋公约军队的总司令。他在1952年美国总统竞选中被共和党看中而推举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当时的美国舆论对于民主党政府总统杜鲁门坚持侵朝政策而又拿不出结束朝鲜战争的办法，已失去信心，种种为结束朝鲜战争的议论纷纷出笼。美国共和党乘机抬出艾森豪威尔来与民主党竞争。艾森豪威尔以结束朝鲜战争相标榜，声称他一当选就要到朝鲜去，因而一举击败民主党候选人史蒂文森，成为美国第34届总统。随着艾森豪威尔的上台，扩大战争举行登陆进攻的议论甚嚣尘上。
艾森豪威尔当选后，立即履行了他到朝鲜去的诺言。在他的就职演说和第一个国情咨文中，他宣布用“行动”而不是用“言词”来打破僵局，声称扩大战争将不以朝鲜为限，并下令解除所谓台湾地区中立化，表示要利用国民党军队；与此同时，他还竭力鼓吹加速扩编南朝鲜军，以贯彻所谓“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政策。种种迹象表明，朝鲜战争到了一个转折的关头，战争一旦扩大，美军采取的主要进攻方式将是在中朝军队的侧后实行登陆进攻。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周恩来及彭德怀等领导人，对朝鲜战争形势了如指掌，丝毫没有因1952年秋季全线战术反击作战和上甘岭防御作战的胜利而放松警惕。上甘岭作战胜利之后，稍有军事知识的人都不难得出结论，美国侵略军要想从正面战线进攻而取胜已经不可能了。当时的美国记者曾经有过这样生动的描写：“要想攻占中共军队芝麻粒大小的一块阵地，联军也要付出成千上万人的代价。”的确，他说的并没有夸大其词。在上甘岭战役中，敌军动用了6万余人的兵力，300余门大炮，170余辆坦克，1000余架次飞机，持续进攻43天，最后伤亡被俘25000余人，而一无所获。此次作战后，美国军方人士的目光自然转向登陆进攻，何况美国人引以自豪的是他们的海空优势及登陆作战屡战屡胜的历史。东京美军总部和华盛顿的五角大楼总是念念不忘重演仁川登陆的美梦。
面对朝鲜战争的实际，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人始终把防备敌人的侧后海岸登陆作为战争指导的重要一环。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和美国国内的政治动向，防敌侧后登陆进攻问题便日益突出。1952年11月下旬，上甘岭战役刚结束，已在中央军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即电示志愿军领导人立即着手进行反登陆的准备工作，以预防来春敌人从侧翼登陆，配合正面进攻。12月下旬，毛泽东主席接见志愿军代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邓华时，更进一步指示，志愿军应从肯定敌人登陆，肯定敌人要从西海岸登陆、肯定敌人要从清川江至汉川间登陆这一基点出发，来确定行动方针和部署。12月20日，中共中央给志愿军下达了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冒险登陆，争取战争更大胜利的指示，指出：“两年多以来，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在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军的英勇顽强的战斗中，取得了伟大的辉煌的胜利，已经摸清了敌人的底子，克服了很多的困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美帝国主义采取了很多办法和我们斗争，没有一样不遭到失败。现在剩下从我后侧冒险登陆的一手，它想用这一手来打击我们。只要我们能把这一手打下去，使它的冒险归于失败，它的最后失败的局面就确定下来了。”指示要求志愿军“小心谨慎，坚忍沉着，动员全力，争取时间，完成一切对敌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并再一次强调指出，“只要准备好了，胜利就是我们的了。”
与此同时，中央军委增调了6个步兵军另一个步兵师，6个炮兵团4个炮兵营，1个高射炮兵团又1个高射炮兵营，1个坦克师，入朝或作为志愿军总预备队；指定了空军14个师，海军1个鱼雷快艇大队，1个海上巡逻大队，2个海岸炮兵连，准备参加反登陆作战。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心，志愿军立即全面地调整了战场部署，在东西海岸部署了足够数量的有作战经验的部队，展开了工程浩大的构筑坑道工事活动，从国内运输和储备了充足的作战物资，在西海岸纵深修筑了横向铁路、公路或辅助线，整修了原有公路，调整了后勤部署。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这样的主导思想，即战争胜利必须建立在自己力量和准备的基础上，而绝不能有丝毫犹疑和侥俘心理。后来的历史表明，敌人的登陆虽未成事实，但据战后美方公布的资料表明，远东美军总部和五角大楼确实极秘密地制订了登陆进攻的实施计划，只待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抉择。志愿军和人民军反登陆作战准备的胜利完成，迫使美国和“联合国军”不得不放弃登陆进攻的企图。至于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三个肯定”，是要志愿军领导人确立反登陆准备的决心，不要存在任何幻想和犹疑。这正是毛泽东作为战略家和统帅，在决定战略问题上的伟大气魄。
艾森豪威尔于1953年2月2日在国情咨文中叫嚣扩大战争之后，毛泽东主席随即于2月7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给予了针锋相对的回击，他说：“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来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罢，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毛泽东主席这个明确有力的讲话，既申明了中国人民不怕战争扩大的决心，又再一次表明了立即停战的意愿，不能不使艾森豪威尔慎重考虑和冷静对待。
正是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下定了粉碎敌人登陆进攻和扩大战争的决心，坚决地进行了反登陆作战准备，又坚持争取停战的前途，才迫使敌人不得不悬崖勒马，被迫又回到停战谈判桌上来打主意。艾森豪威尔在公开场合上挥舞一阵大棒之后，暗地里却通过美国国务院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给美军总司令克拉克下达指令，要他向中朝方面提出先行交换伤病战俘的建议。1953年2月22日，克拉克致函金日成和彭德怀，提议在停战前先行交换病伤战俘，试图以此为转机恢复停战谈判。
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朝鲜战争，是中朝方面同敌人谈判以来一直坚持的指导方针。但是，美帝国主义依仗其拥有武器装备的优势，不愿公平合理地解决问题，一贯采取蛮横无理的态度，妄图用谈判桌上的讹诈和战场上施加军事压力来迫使中朝方面屈服于他们的无理条件，致使谈判长期达不成协议。至1952年上半年，五项议程中的四项都已达成协议，却又在战俘遣返问题上提出所谓“自愿遣返”原则，企图强迫扣留朝中战俘，使谈判形成僵局。10月8日，他们片面地中断了谈判，随后又通过联合国大会决议来向中朝方面施加压力。中朝方面坚持按照日内瓦公约无条件地全部遣返战俘的原则立场，采取了“争取停，准备拖”的方针，与之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在修筑了坑道工事和阵地巩固以后，便立即向敌军实施战术反击，力求通过增大敌人消耗的办法迫使敌人转变态度。
克拉克致函金日成和彭德怀后，3月28日，朝中方面本着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一贯立场，同意克拉克的建议，先行交换病伤战俘。3月30日周恩来外长发表声明，提议将坚持遣返以外的其余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便经过有关方面的解释，保证他们遣返问题的解决。对此，国际舆论也纷纷表示欢迎。从此打开了僵局，中断6个月之久的停战谈判于4月26日重新恢复。
这一时期，经过反登陆作战准备，中朝方面力量更为增强，战略上更趋主动，可攻可守，而敌方则处于无可奈何的被动挨打局面。至1953年4月，交战双方的具体情况是：
敌军总兵力虽然增至120万人，地面部队24个步兵师，其中南朝鲜军16个步兵师，正在扩建的还有1个步兵师，其装备已接近美军水平。连同其海、空军共有64万人，但仍然是兵力不足。其二线兵力虽增至6个师，仍不足以发动有力的两柄登陆作战，实行正面进攻也难以持久。美军兵员更严重不足，每个师以2500名南朝鲜人补充缺额。敌军阵地工事较1952年秋季我军战术反击时有进一步增强，在基本阵地上已构筑有坑道或坑道式掩蔽部，并有大量的地堡群和各种障碍物，但第二、第三阵地仍为野战工事。敌人装备技术占有较大优势，仍掌握着战场上的制空权，但在清川江以北活动已受到很大限制，对我交通运输的威胁已大为减弱。其地面炮兵大口径火炮及发射的弹药仍居优势，但对付志愿军的坚固工事，其作用已大大降低。而敌军最大的弱点是士气低落。在1月下旬发生的一次战斗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