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所在 精彩片段：
Ⅲ 彼处与此处
对旅行的反思
有关异域的游记总是把“我们”和“他们”对立起来——人们对这种对立的关系的看法大同小异。古典和中世纪的旅行文学大多讲述“我们文明、他们野蛮”——“我们文明，他们令人生厌”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种。外国的东西都是古怪的，通常表现在生理上的异常。长久以来一直有对怪人、“肩下生头的化外异民☾1☽”（奥赛罗赢得苔丝狄蒙娜芳心的故事中出现了这种描写）、独眼巨人、食人族以及诸如此类的奇人怪物的描写，这让我们看到过去的人们太轻信了。但是，这种轻信也是有限度的。基督教文化更容易接受妖魔鬼怪的存在，而对完美或接近完美的东西的存在却不那么容易接受。因此，连续几个世纪以来，世界地图上都有一些奇怪王国出现，与此同时，可视为楷模的种族大多出现在有关乌托邦的游记里；也就是没有任何地方存在这样的民族。
直到十八世纪，有关更加离奇的地方的作品才开始大量出现：关于理想社会的文学，描写据说确实存在的地方。毋庸置疑，十八世纪的纪实文学和小说与以第一人称叙述的非虚构作品——小说的重要模式——是紧密相联的。那是旅行故事和游记形式的小说的全盛时期；《格列佛游记》是虚构的海上航行中最精彩的，它融合了对与我们迥然不同的地方的两种主要幻想。故事主要讲述了主人公对一系列怪异种族的造访，疲惫的主人公最终来到一个理想国：这是“我们文明，他们野蛮”传统的黄金时期，这一传统很快便繁荣起来。
前现代的旅行文学理所当然地认为旅行者所处的社会与被他们视为畸形、野蛮、落后和怪异的社会截然不同。以旅行者——职业（或业余）观察者——的口吻讲述的故事一定会为文明社会辩护；没有一个前现代的旅行者会认为自己是野蛮人。当文明一词变为一个评论性的、不言自明的概念时——也就是说不清谁文明谁不文明时——现代旅行文学产生了。
在启蒙哲学家（现代意义上最早的知识分子）看来，旅行是一种说教式的幻想。为了说明自身的邪恶，他们总是提到欧洲以外的遥远的社会，在他们的描写中，这些社会更“自然”或者更“理性”。航海者在遥远的地方所经历的奇闻轶事直到十八世纪晚期还广为流传——例如，巴塔哥尼亚☾2☽的九英尺高巨人——但怪异感渐渐与道德产生了关联。“我们”变得道德败坏。描写去奇域旅行的文学大量涌现，对那儿的美德的描写揭示了与欧洲之间发人深省的反差。这种旅行走出文明社会——也就是现在——走向更美好的社会：过去或未来。
过去，许多人到美洲进行这样的旅行，有真实的，也有杜撰的。“起初，”约翰·洛克说，“整个世界都是美洲。”克雷夫科尔☾3☽和夏多布里昂在新大陆发现了比文明更好的东西，因为它们未受到文明的侵蚀：健康、活力、道德完善、让人喜欢的天真和直率。然而，幻想烟消云散之后，反文学（counter-literature）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十九世纪中期尖刻的英国旅行者如法尼·特罗洛普和狄更斯☾4☽发现我们并不文明，简直粗俗不堪；哈利特·马蒂诺☾5☽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感受到了风起云涌的废奴主义和女权主义，她更喜欢“我们”。许多现代对异域风情的评价都是对过去的反驳。十八世纪的土耳其人被认为是模范的种族之一；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无畏的马蒂诺造访“土耳其”的两处后宫，她说后宫里的人是她所见过的伤害最深的、最抑郁的、最堕落的。
在这些对旅行的感受中——异国他乡不是被说成世外桃源，就是说成蛮荒之国——希望与幻灭总是交替出现。尽管如此，某些国家（总是令人不解地在人们心目中有固定的形象）比其他国家更容易被理想化。自马可·波罗游历中国以来，它一直是个神秘王国；在十八世纪，人们普遍认为在中国这个理性之国，没有战争、道德沦丧、愚昧无知和迷信，也没有大规模的疾病。同样，美国尽管遭人诋毁，它仍一直是人们心中的乐土。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人们对俄国的风俗习惯和所作所为深感痛心。自从俄国第一代沙皇“恐怖伊凡☾6☽”引起欧洲人的兴趣之后，有关声名狼藉的俄国社会的报道已经成为西方旅行文学这一大河中富有生命力的支流。为数不多而又让人印象深刻的反报道（counter-reports）——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确切地说是大恐怖时代）外来造访者记录的苏联在自由和公正方面达到的史无前例的高度——强化了这一传统。
我们无法想像人们读了屈斯蒂纳侯爵1839年游历俄国时发现的野蛮和专制后会感到幻想彻底破灭，但可以想像人们看了西蒙·莱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描写后会彻底绝望。几百年来，人们一直倾向把中国说成极乐的天堂，而把俄国说得一无是处，这种倾向至今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存在。有些国家一直是人们幻想的对象。启蒙哲学家不仅把理想的品德赋予高尚的野蛮人——伏尔泰和卢梭笔下的休伦湖人☾7☽，狄德罗笔下年迈而睿智的塔希提岛☾8☽人，还赋予当时欧洲以外的人（“东方人”），如土耳其人、波斯人和中国人。此后几代作家的幻想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否定的。在浪漫主义诗人看来，惟一的“理想的”文明——希腊文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旅行本身曾经是一种反常的活动。浪漫主义者认为从根本上说自我就是一个旅行者——一个不断追寻、无家可归的自我，他归属于一个根本就不存在、或已经不复存在的地方；那是一个理想化的世界，与现实世界形成鲜明的反差。他们认为这种追寻是没有止境的，因此目的地是不确定的。旅行从此成为现代意识和现代世界观的先决条件——是对心中的渴望和绝望的宣泄。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是潜在意义上的旅行者。
旅行的普及催生了旅行写作的新类型——悲观失望的文学，并从此与理想主义文学双峰对峙。欧洲人游历美国，希望在那儿过上新的、简单的生活；有教养的美国人返回欧洲，认识旧大陆的文明的源泉——通常两者都大失所望。自十九世纪早期以来，欧洲文学界弥漫着对欧洲的厌恶。越来越多的旅行者纷纷涌向新奇的、西方以外的地方，这与早期的老一套的认识如出一辙：在更简单的社会里有纯洁的信仰和原始的自然，人们不知道不满（和它的文明）是什么。但是天堂总是难觅的。现代游记里反复出现的主题是现代社会造成的破坏和往日的逝去——这是对一个社会每况愈下的写照。十九世纪的旅行者注意到经济利益使像南太平洋地区这样的地方祥和安宁的生活受到影响；尽管旅行者做梦也不敢想像自己能像当地人一样生活，但总的来说，他们还是希望当地人能永远健康、性感，过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不要去享受现代生活中的舒适。
让现代人萌发旅行念头的另一典型因素：一个国家值得一看——值得一写——因为它曾爆发过革命。最脚踏实地的、最有思想的旅行作家阿莱克斯·德·托克维尔☾9☽在美国目睹了一场没过多久就改变了整个欧洲的激进运动，使过去的一切土崩瓦解。正是为了考察革命和民主，托克维尔才到美国游历的。去考察一场声称为了实现理想的革命如何改变了一个国家的旅行一直是现代旅行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在二十世纪，有着类似目标的旅行者走向了爆发革命的地方，寻找理想中的家园，寻找普遍意义上的革命。不少关于从“西方”到共产主义国家旅行的文学是旧体裁的一种新变体，在这种旧的旅行文学中，来自堕落的、老于世故的欧洲的旅行者赞美“新世界”健康向上的活力——现在他们把自己称为“新人”。
在对理想目的地的构想中，“革命的”取代了“原始的”，但还是保留了许多被认为是“原始”的特质。“我已经看到了未来，共产主义确实是灵丹妙药。☾10☽”这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早期林肯·史蒂芬斯☾11☽结束了苏联之行后说的非常有名的一句话，那时也许是把共产主义与现代化等同起来这一观点最为流行的时候。但是当苏联模式受到质疑，当或多或少受到围攻的农业社会只得选择革命时，旅行者似乎真正感受到：我已经看到了过去，它正在……运动。
去那些赤贫的国家旅行就如同时光倒流：离开生活富足、充满怀疑的文明社会，去寻找早期的那种单纯、虔诚和艰苦的生活。芭芭拉·沃顿在描写她1973年的中国之行时说：“对任何一个来自错综复杂、令人窒息的世界的人来说，中国人简单的生活方式都让他心驰神往。”她的感受并不是纯粹的幻想。共产主义革命不仅在农业国家里爆发，而且相对于为实现某种现代化付出的所有努力而言，它也竭力保护现代化以前的很多东西，如传统的家庭生活和文学的中心地位；它还消解或至少延缓——部分是因为难以对付的经济衰退——以富足、宽容的价值观和“放纵的”大众文化为特征的消费社会的冲击。那些不幸的中欧国家（现在变成了“东方”）虽然在俄国统治期间都不落后，现在都毫无例外地被共产主义延缓了进入现代的脚步，比起西欧它们明显带有二战以前的痕迹。外国游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一点才对它们情有独钟的。
隔阂感是几乎所有现代反思性旅行文学中最重要的题材。旅行可以印证对这个世界怀疑的、美好的或者推测性的看法。旅行抑或就是尝试消除隔阂感，旅行者在途中赞扬遥远的社会所具有但自己的社会所缺少的美德或者自由。随着去欧洲以外的地区旅行的机会越来越多，另一种旅行越来越普及。富裕的旅行者摆脱了中产阶级的束缚，外出度假，他们尽情尝试“新奇”的东西，或纵情地寻花问柳。福楼拜在马克西姆·杜·坎普的陪同下于1850到1851年的埃及之行就是十九世纪一个著名的例子。（二十世纪，一些同性恋作家是去殖民地和前殖民地找乐子的高手。）在去爆发革命的地方的旅途中，另一种独特的东西是显而易见的。在共产主义国家，有些东西现在被认为是过时的，比如一本正经的性观念。性放荡现在与堕落而不是与原始相关联。革命代表着美德的王国，游客一直相信革命社会里的行为因此而改变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许多西方的游客都深信接待他们的中国主人说的话：中国夜不闭户，没有同性恋，也没有婚前性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