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所在 精彩片段：
Ⅲ 彼处与此处
在萨拉热窝等待戈多
无事可做。
——《等待戈多》开场白
1
我于1993年7月中旬去萨拉热窝导演《等待戈多》，并不是因为我一直很想导演贝克特这出戏（虽然我一直都想），而是因为它给我一个重返萨拉热窝并在那里逗留一个月或更久的实际理由。我曾于四月份在那里逗留两星期，很是关注这个受到重创的城市以及它所维护的东西；有些萨拉热窝居民成了我的朋友。但我无法再仅仅做一个目击者：即是说，跟人见面、参观、吓得发抖、感到勇敢、感到沮丧、有令人心碎的交谈、愈来愈愤慨、减轻体重。如果我再去，我要全身投入，做点事情。
作家再也不能以为迫切的工作是把消息告诉外面的世界。消息已传出去了。很多出色的外国记者（他们多数像我一样，赞成干预）一直都在报道自萨拉热窝开始被围困以来就不断出现的谎言和屠杀，可是西欧强国和美国不干预的决定依然牢不可破，从而把胜利拱手让给塞尔维亚法西斯主义。我并不幻想去萨拉热窝导演一出戏，能够起到假如我是一位医生或自来水系统维修工的作用。这将是一种小小的贡献。我能做的三件事，就是写作、拍电影和导演戏剧，而导演戏剧是三件事中惟一可以在萨拉热窝产生一点意义的，也是惟一可以在萨拉热窝制作和被欣赏的。
我在四月份结识了一位生于萨拉热窝的青年导演哈里斯·帕索维奇，他从学校毕业后离开该城市，以主要在塞尔维亚工作而颇负盛名。当塞尔维亚人在1992年4月发动战争时，帕索维奇出国，但是那年秋天，当他在安特卫普导演一部叫做《萨拉热窝》的戏时，他决定不再继续过安全的流亡生活。年底，他设法避过联合国巡逻队和塞尔维亚人的枪火，爬了回来，进入寒冷、被围困的萨拉热窝。帕索维奇邀请我观看他的《城市》，这是一场朗诵与音乐的大杂烩，一部分诗作取自卡瓦菲斯☾1☽、兹比格涅夫·赫伯特☾2☽和西尔维亚·普拉斯☾3☽，起用了十来个演员；他在八天内做完这场戏。现在他准备导演一部更有野心的作品，欧里庇得斯的《阿尔克提斯》；这之后，他的一个学生（帕索维奇在依然运作的戏剧学院所教的学生）将导演索福克勒斯的《埃阿斯》。有一天，帕索维奇问我是否有兴趣几个月后再回来导演一出戏。
我告诉他，岂止有兴趣。
我还未补充说：“但让我考虑一下我要做什么，”他就接着说：“什么戏？”逞强心理在瞬间告诉我去做如果我再多思索一会儿也许不会去做的事情：有一出明摆着的戏等着我去导演。贝克特的戏，写于四十多年前，它似乎是为萨拉热窝而写的，并且似乎写的就是萨拉热窝。自我从萨拉热窝归来后，就老是有人问我有没有跟职业演员合作，这使我发现，很多人一听说这座被围困的城市仍照常演戏就惊讶不已。事实上，在战争爆发前，萨拉热窝有五家剧院，现在有两家仍然断断续续地演戏：一家是室内剧院55，我四月份曾在那里观看一出演得很乏味的《头发》，以及观看帕索维奇的《城市》；另一家是我决定上演《戈多》的青年剧院。两家都是小型剧院。大型剧院是民族剧院，它上演歌剧、萨拉热窝芭蕾舞团的节目和戏剧，但自战争爆发以来就关闭了。在这座漂亮的赭色建筑物前，仍贴着1992年4月初的一张海报，宣传将上演新戏《弄臣》，但后来没机会上演。在塞尔维亚人发动袭击后不久，大多数歌手、音乐家和芭蕾舞演员都离开该城市，因为他们在国外较容易找到工作；但是，大多数戏剧演员都留下来，渴望有事做。
另一个老是有人向我提起的问题是：谁会去看《等待戈多》的演出？当然是假如萨拉热窝没有被围困的时候前往观看《等待戈多》的同一批人，还会是谁呢？一定是今天这座被摧残的城市的影像，使人们难以理解其实萨拉热窝是一个极有活力且极有吸引力的首都，其文化生活不逊于其他中型的欧洲旧城市；这也包括有一批戏剧观众。就像中欧其他地方一样，萨拉热窝的戏剧主要是轮演保留剧目：过去的名作和二十世纪最受好评的戏剧。就像有才能的演员依然生活在萨拉热窝一样，这群有教养的观众很多也依然生活在这里。差别只是，演员和观众在前往剧院的途中或从剧院回来的途中，都有可能被狙击手的一颗子弹或一枚迫击炮弹打死或致残；不过话说回来，当萨拉热窝人民在客厅的时候，或在卧室睡觉的时候，或到厨房去取东西的时候，或走出前门的时候，也同样有可能遇到这种事情。但是，这出戏是不是太悲观了些？有人问我。意思是说，这对萨拉热窝的观众来说不是太令人沮丧了吗；意思是说，在那里上演《戈多》不是太做作或不识趣了吗？——仿佛当人们真正陷入绝望时，上演一出绝望的戏是多余的；仿佛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只想看譬如说《古怪的一对》☾4☽。这些居高临下、市侩的问题使我明白，提这些问题的人完全不明白现在萨拉热窝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同样也不真正在乎文学和戏剧。并非人人都想获得可使他们逃避现实的娱乐。在萨拉热窝，就像在别的任何地方，懂得通过艺术来确认和改变他们对现实的看法，并因此感到更有力量和受到抚慰的，并不只是一小撮人。这并不是说萨拉热窝人不怀念享受娱乐。第一周之后，民族剧院那位曾就读哥伦比亚大学的编剧，便开始列席观看《戈多》的排练，她在我离开前要求我月底回来时，替她带几本《时尚》和《名利场》：她渴望忆起已脱离她的生命的所有事物。显然有更多萨拉热窝人宁愿看一场哈里森·福特主演的电影或去听一场“枪炮与玫瑰”乐队的音乐会，而不愿看《等待戈多》。在战前也是这样。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现在不太真切了。
如果考虑到在围城开始之前萨拉热窝上演什么戏——与过去放映的电影相反，电影几乎全都是好莱坞卖座大片（有人告诉我，就在战争爆发前不久，那家实验小影院因缺乏观众而濒临关闭）——那么，公众选择《等待戈多》的行为就一点也不怪异或令人沮丧。目前正在排练或上演的其他戏是《阿尔克提斯》（关于死亡的不可避免和牺牲的意义）、《埃阿斯》（关于战士的疯狂和自杀）和《在痛苦中》，后者是克罗地亚人米洛斯拉夫·克尔莱扎（Miroslav Krleza）的剧作，他与波斯尼亚人伊沃·安德里奇（Ivo Andric）并列为本世纪上半叶前南斯拉夫两位国际知名的作家。与这些戏相比，《等待戈多》也许是诸出戏之中娱乐成分“最淡”的。其实，问题不在于为什么在围城十七个月后萨拉热窝还有文化活动，而在于为什么没有更多文化活动。室内剧院隔壁的一家门窗被木板钉上的电影院，贴着一张《沉默的羔羊》海报，已被太阳晒褪了色。海报上横过一条斜条，写着“今天”放映，那一天是1992年4月6日，也即停止看电影的日子。自战争开始以来，萨拉热窝所有电影院一直都关闭着，尽管它们并非全遭炮火严重损坏。一座完全可以预料人们会在那里聚集的建筑物，太容易成为塞尔维亚炮火的目标了；何况，根本就没有电力来启动放映机。没有音乐会，除了一个弦乐四重奏乐团，它每天早晨在一个同时兼作画廊、有四十个座位的小房间里排练，偶尔也表演。（它在铁托元帅街上，与室内剧院同一幢楼）仅有一个可供展览画作和照片的场所，也即奥巴拉画廊，其展览有时仅维持一天，但从来不会超过一周。
我在萨拉热窝接触的人士当中没有谁否认这城市的文化生活贫瘠。毕竟，仍有三十万至四十万居民活着。该市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创作者，包括萨拉热窝大学的教职员，都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在该市尚未完全被包围的时候，就逃走了。此外，很多萨拉热窝人不愿意离开他们的公寓，除非绝对必要，例如提水或领取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配给的物资。虽说哪里也不安全，但是他们来到街上的时候会更惊慌。惊慌之外，尚有沮丧——大部分萨拉热窝人都十分沮丧，沮丧造成嗜睡、疲倦和冷漠。
还有，贝尔格莱德是前南斯拉夫的文化中心，而我有一个印象，就是萨拉热窝的视觉艺术缺乏独创性，而芭蕾舞、歌剧和音乐生活乏善足陈。只有电影和戏剧不同一般，因此在围城情况下这些仍能继续下去也就不奇怪了。一家电影制作公司SAGA既拍纪录片也拍虚构电影，两家戏院继续运作。
事实上，戏剧观众期望看到一部像《等待戈多》这样的戏剧。我导演的《戈多》对他们的意义，除了因为一个奇怪的美国作家和兼职导演主动来剧院工作，以示与该市团结一致（这个事实被当地报章和电台大肆宣传，作为世界其他地方“关注”他们的证据，而在我的想像中，我只代表我本人而不代表任何人，这不能不使我羞愧）之外，还因为这是一出伟大的欧洲戏剧，而他们是欧洲文化的成员。尽管在这里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他们被美国流行文化吸引，但是代表他们的理想、作为他们的欧洲身份之护照的，却是欧洲的高雅文化。我四月份初来乍到时，人们一再告诉我：我们是欧洲的一部分。我们是前南斯拉夫的人民，我们维护欧洲价值——世俗主义、宗教宽容和多种族。欧洲其他地方怎可以让眼前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当我回答说，欧洲是、并且一直既是野蛮主义的繁殖地又是文明的摇篮时，他们不想听。现在，没有谁想对这种说法提出异议。文化、严肃文化，是人类尊严的一种表达——而萨拉热窝人民感到，他们丧失了这尊严，即使他们自己知道他们是勇敢的，或坚忍的，或愤怒的。因为他们自己同时也知道，他们致命地脆弱：等待、希望、不抱希望，明白不会有人来救他们。他们的失望、恐惧和对日常生活的愤慨使他们蒙羞——例如，每天都要花很多时间确保有水冲他们的厕所，否则他们的浴室就会变成粪池。他们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在公共场所排队提来的水，大部分都用于冲厕所。他们的羞辱感也许比他们的恐惧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