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文学时，我们在谈些什么：阿来文学演讲录 精彩片段：
文学观念与文学写作问题
我今天讲一讲关于文学观念的一些事情。
很多时候大家觉得文学写作是一个技术或技巧的问题，比如文学作品的语言和形式问题等。在座的各位都有较长的写作经历，短则十年五年，长则二十年三十年。但是，在不同的写作经历中，每个人对文学作品的领悟，完成的作品所达到的水准，又是参差不齐的。
原因是什么？仅仅是技术问题？如果是技术问题那其实是个很好解决的问题。但文学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它特别整体特别综合（它具有整体性和综合性的特征）。写作达到一定程度后，形式问题、技术问题固然重要；艺术永远需要创新和探索，而文学作品归根结底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形式问题。我们创造不同的文学形式，小说、诗歌、散文还是戏剧，都是在表达我们对社会的观察、对人生的体验、个人对社会生活的判断和看法。所以，文学是内容的问题而不是形式的问题。
大多数时候，我们对文学的理解，特别容易从技术的角度入手去考虑。但是当表达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技术问题成了第二位，甚至第三位。我们所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在面对历史、面对当下社会、面对自己的生活体验时，作为一名作家要通过这些内容表达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尤其是有些地方的人，他们的文学有自己的表达传统。比如内地的汉族作家，他们面对的现实几千年以前就被不断书写，已经形成比较熟悉的路径。但是，真正面对甘孜、阿坝今天的社会现实时，会发现在中国过去的文学经验里，对其是缺乏书写和表达的。这一缺乏表达和书写的现象，用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一部小说的名字来概括叫作“未开垦的处女地”。所以之前出“康巴作家群”书系并让我作序的时候，我在序中说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在一个没有用现代文学手段书写过的地方开始书写和表达的时候，就面临一个问题：我们很难有直接的经验可以沿用。有的人借助别人的经验，但是这个经验表达的是别人的生活经验。比如《红楼梦》所表达的是一个离我们很远的生活，如何将其中的创作经验转变为我们可以使用的，这其实是有困难的，是需要我们做很多努力的。对于创新性的工作，简单的模仿是很难达成的（是行不通的）。比如美国作家福克纳，他写美国南方的乡村生活（对美国南方乡村生活书写很成功），但那毕竟是美国的乡村生活，和我们的不同。它有自己的文化符号——宗教背景，并且是新教。这和藏传佛教文化背景截然不同。所以美国乡村的组织方式，和我们也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不能照搬美国乡村的组织方式）。
我在“康巴作家群”书系序里面说到，写人是基于几种关系的。第一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首先是生产方式组成的关系，族群的关系。美国也是一个不同民族混合在一起的社会，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也是这样。但是他们的相处状态又和我们的截然不同，我们又该怎样来转移这种语言、表达这种经验？这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这种书写经验的建立，需要我们比别的地方的作家付出更多的劳动和思考。而就付出更多劳动和思考的唯一路径而言，只读文学作品大概是不够的，还要对这个世界上很多新兴学科达到的前沿思想、标准有所了解。比如想写宗教方面的文章，全世界有对具体宗教的研究，也有对于普遍性宗教的研究。既有对宗教教义内部本身的研究，也有对不同宗教之间关系的研究。而且宗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藏传佛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最早的七世纪、八世纪、九世纪发展到今天，它的面貌本身也有巨大的变化。但我们是否对这种变化有足够的认知和研究？作家需要的不是信不信仰宗教的问题，而是需要以最先进的社会学观点来看待这些事情和思想现象。我们生活在多民族生活的地带，也需要新的认识。
有关于对民族关系的最新表达，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之间的交流、冲突，冲突、交流，是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怎么看待这种事情？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一个朴素的、简单的、与任何老百姓一样的个人做一些简单的情感式的反应，高兴或者不高兴，对某种现状的理解或者不理解；但是当我们写作时，只做一般老百姓的普通反应是不可以的，也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掌握思想武器。民族关系问题、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归于今天全世界最重要的问题之林。
每天打开电视，看到大量的新闻、大量的冲突都是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不同族群之间的问题。当然全世界有很多人在研究这种问题。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的文学表达，还是基于一个普通人的立场和简单的反应。如果文学只是做和身边普通人一样的普通反应的话，那这个世界是不需要这类文学的。我们经常说什么事的存在都有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如果文学只是这种浅显的反应的话（如果文学只是这种简单的情绪性反应），文学的合法性就消失了。我为什么要看你的东西呢？你的反应并不比我的更高明深刻。今天中国面临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怎么对待和思考这个问题呢？作为一个写作者的特殊身份我们应该站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什么样的思想维度去书写？如果我们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写作技术再好，只是语言，只是形式，恐怕这样的文学是没有具体价值的。
我们今天的书写，面临巨大的困难，我们在藏区这个特殊地带进行书写会面临更大的困难，给每个人独立思索的空间很少。
首先，我们受特别强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一是显性的官方的意识形态，我并不是讲哪一种意识形态是可以的，哪一种是不可以的。但是如果一个作家只是完全服从于一种规定性的意识形态的话，这种书写大概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二是隐形的达赖喇嘛的意识形态。这两个意识形态都是政治性非常强的，而我们文学到底有没有政治性呢？它是有的。但是文学的政治性不是由另外的意识形态规定的。而我们现在所谓的藏区的现实，面临的现实，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这两个意识形态之间的博弈。那么我们的书写问题只是简单地选择一种意识形态，简单地挑选了站在哪一边就能解决的吗？这是不可能的。文学是关于个人对社会的认知和体验，这种表达有时是和意识形态重合的，但有时又是和意识形态疏离的。所以如果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的话，就会长期陷入表达的困难。如果只是用意识形态进行书写，这些道理别人已经用更直接的方式表达过了，不管是官方的意识形态还是别人的意识形态，你再重复一次就没有意义了。
在这种强大的意识形态下我们要摆脱是很难的，但是作家要有这种准备、能力，甚至要有勇气来表达。这种勇气并不是说和意识形态作对，而是在与意识形态不相吻合的时候也要有勇气表达。这才是文学真正的价值所在，因为文学总是要传达，意识形态传达的是总体性的东西。如果我们只是整体的一部分，一个无机的局部，而不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中有生命、有特性的部分，没有自身的文化特性，真是这样的话，文学就消失了，文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文学告诉我们：我们既是整体的一部分，同时我们也是独立的个体，而不是像机器一样，我们有自己的情感、情感体验，有自己的感受和感受方式，有自己的生活经历，有因这种生活经历而建立起的个人对社会的反应方式。而文学要的就是这种特别的反应方式。
第二件事情，今天很多地区，其实不只是藏区，中国的大部分边疆地带，都是少数民族。我经常用边疆文学来表达少数民族文学。现在的读者，尤其是外部读者对这个地带的要求发生了变化。从古代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边疆地带都是被开拓的一个地带。我们读汉代的作品，唐代的边塞诗，还有很多其他作品，我们看见了一种历史的表达。甚至包括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代、第二代藏族作家的主要作品最早也是对这样一个主题的回应——新边疆的开拓、解放军进军……但在80年代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第一，这样一个过程已经完成了。过去历朝历代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在边疆建立过这么直接的政权，现在直接政权已经建成了。清朝改土归流，打了许多仗，也只是在少部分地方实行改土归流，在大部分地方还是失败的。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个历史迅速地结束了。80年代之后中国进入了消费社会，这时候的对边疆地带、少数民族地区的看法又发生了变化。二战之后每个国家的边界就确定了下来，今天中国和周围国家的主要争执还是因为过去边界不确定。中国今天要确定一个边界是很困难的，有海洋上的争端、陆地上的争端，到底这个地方原来该是谁的？现在这些地方对普通公众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比如西方人常用西藏代替整个藏区。今天藏区对世界而言意味着什么？在过去整个藏区比较封闭的时代，从19世纪开始，许多外国人总想去西藏，却不让去，于是他们便偷偷地去，很多人还死在了路上。大家知道的，有个法国人大卫·尼尔，收了个藏族养子、化了妆长期待在康定，就是为了能找个机会偷偷溜到西藏去。到1904、1905年英国人说你不让我去，我就用大炮来开路，几千人的军队打到了拉萨。所以开放就开始了，不可挽回地开始了。实际上就开始描述这个地方。别人是怎样描述的，是什么时候开始描述的？我们怎样看待他们的描述呢？
到今天为止，全世界的人对一个地方感兴趣的时候它就已经变成了消费对象，一个旅游景点。美国文化批评家苏珊·桑塔格说过：“旅游是什么，旅游就是来旁观的，它和你的生活是没有关系的。”他们来到这里寻找一些和他们的生活不一样的东西，他们的目的是来寻找差异。他们能把一切自己生活以外的生活，普遍的奇观化——他们开始书写，大量地书写他们生活中没有而这里有的东西。这种书写会影响我们，我们在打造旅游景观的时候，为了迎合他们的喜好，我们就大量制造。有的东西是我们本来有的，有的东西是为了符合别人的想象编造的，是本来没有的。有的东西本身是我们生活中不太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因为别人需要我们生活中的某一部分，我们就放大这一部分。当在消费社会变成旅游目的地的时候，成为旅游目的地好像成了边疆地带的基本宿命。这样的观念会深刻影响今天的文学书写，有意无意地对大量有关西藏的书写进行模仿。别人说西藏很神秘，其实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有什么神秘的地方呢？没有。既然别人说神秘，我们就搞点神秘出来。我们还是日常的生活，我们的生存动机和生存方式都是为了满足“明天比今天更好”这样一个基本条件。但是当别人认为西藏是神秘的，我们会觉得写日常生活，别人会不喜欢，于是我们就开始制造神秘。别人说西藏信宗教是虔诚的、圣洁的，于是我们就将我们所有的生活都往那个方向表达。然而我们所有的生活都是他们描述的那种精神活动、宗教活动吗？难道我们每一分钟都是神秘的、虔诚的吗？我想不是。
这种消费社会造成了一种潜在的诱导，让我们去满足这种书写。我们应该掌握一些理论工具去避免这样的书写，避免在书写中和外面的人认为的一样，把我们写成和所有的人不一样的人。文学的目的是要把所有的人写成一样的人，并不是要塑造一群和全世界不一样的人。但是我们的文学书写中有这种倾向，而这种倾向不是我们自发的，是由外界强加给我们的。藏族文化像一个咒语，一念就必然生出一大堆形容词。外在社会的形容词在有意无意地影响我们的书写。我们写一本诗或是藏族歌手唱一首歌里如果没有“圣洁”“神灵”这一类的词，我们都会感到羞愧。这样有什么意思呢？这样写的是人真正的生活吗？我们一定要成为和世界上所有人不一样的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