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传 精彩片段：
第四部 文革教父
第三章 蜘蛛结网
随着造反愈演愈烈，中央文革小组的康生、江青和其他激进派步步高升。到了一九六七年，他们已经成功地打倒十分牢固的官僚机构，自从大跃进失败以来，这个官僚机构一直管理着中国。彭真已被清除；邓小平已遭软禁；刘少奇实际上已是中南海中的一名囚犯；一九六六年的下半年，数百位重要的共产党领导人被赶出办公室。一九六七年初，反对共产党权力机构的造反扩展到上海，那里的红卫兵在康生朋友张春桥的领导下掌握了权力，这次暴动被称之为“一月风暴”。数星期内，红卫兵开始控制其他省份的中心城市，文化大革命遍及全国。
无政府主义的洪流为康生创造了一系列诱人的可能性。走错一步就可以把任何人送进监狱或劳改营，包括他自己，但是那些知道如何利用各种界限的干部就能自由地提升自己。尤其是康生，他把阴谋家和政治暗斗家的高超技术同他与毛泽东的联系结合起来，共产党旧秩序的崩溃反而提供了他丰富的机会。
康生专注于他个人的命运，包括张子石，他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儿子。康生帮助张子石成为山东最有影响的领导人之一，张子石在父亲调到北京之后，在山东继续住了段长时间。康生与张子石的重逢是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青岛的一位激进派官员王效禹派张子石到北京；王效禹在四〇年代未曾为在山东的康生工作。张子石的使命是探测北京的统治者对省内混乱的容忍程度。
康生与他儿子之间的会面是不自然的——他们已经有许多年没有见面了——康生保持着一种差不多是儒家的得体气度。一月十九日，在人民大会堂非常正式的场合，康生接见了张子石，出席的还有王力、关锋和其他几位康生的老朋友。康生坐在一张带有套子的沙发上，告诉张子石那时发生在中国的事情的重要意义。“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康生宣称，“但是不要忘记，在某种意义上，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整顿干部的运动。所有的干部都需要改过自新，并不是因为他们都在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不是说希望触及灵魂吗？我们能不能触及你的灵魂？你的灵魂就这么干净？”
透过冷酷的观察，没有任何灵魂是如此纯洁，以致不需要净化——这明显地关系到他儿子——康生示意要张子石起身反抗省当局。康生对他儿子说：“告诉王效禹立刻抓权，不要只想抓青岛的权。要考虑抓整个山东的权。”张子石返回山东后不久，文化大革命遍及全省，他们推翻了共产党的权力机构，并且建立起一个新的激进政权。王效禹以省的首领芽份出现，但张子石是幕后的权力人物，因为他与康生有直接的亲属关系。
在以后几个星期中，全中国的公共秩序被破坏了。对红卫兵的抵制是零星且无效的；数千名国家和地方干部被卷入无休止的自我批判会，被软禁在家或遭囚禁。当残暴行为日益普遍，红卫兵的野蛮开始与其唱高调的激进主义花言巧语不相符合时，反抗增强了。地方首长和党的书记试图阻止许多地区陷入公众的混乱，但效果非常有限。
一九六七年一月，红卫兵对上海老干部的暴行引起了北京首次协力抵抗，一些上层行政官员和军人设法废止激进派在第一线的活动。其中有些人的名字在共产党造反的四十年中可说传奇性十足：陈毅元帅，他也是外交部长；徐向前元帅；聂荣臻元帅；叶剑英元帅；李富春副总理；谭震林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这些党的忠臣受到保护，部分是由于他们的革命荣光，部分是由于他们与主席的长期联系，他们最初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九六三和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开展的群众动员计划的重复。但是，当上海的红卫兵冲击党的总部，并且殴打共产党地方干部时，陈毅和他的同事们认识到，他们正在目睹某些前所未有的事情。共产党的政权似乎正在他们眼前消失，这使陈毅派的成员感到忧郁，一九六七年二月，他们在北京碰头，勇敢地面对激进派。会议在怀仁堂举行，由周恩来主持，怀仁堂是中南海中的清代楼阁建筑之一。毛泽东没有出席，但是大多数重要的激进派都参加了，包括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和康生。
有关上海老干部受难的消息已经传到北京，陈毅和他的盟友对此极为愤怒。会议桌上放着茶杯和烟灰缸，两边的人开始大声争论。张春桥试图把残酷对待老干部说成是群众的意愿，但是谭震林打断了他的话：“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吗？你们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干部一个个打下去。”叶剑英元帅对激进派大发雷霆，以致他在拍桌子的时候折断了手指。但是稳健派维护旧制度的努力未能阻止康生及其同伙，反而使他们暴露在攻击之下，削弱了自身正统的地位。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策略家康生带头策划挫败陈毅派的行动，把他们的反抗变得对他有利。
二月十六日晚上，康生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聚集在人民大会堂的办公室里。他指示他们准备一份怀仁堂会议纪录——经过康生的剪辑，这份纪录变成陈毅等人对毛泽东的个人批判。康生把文件送给毛泽东，他知道主席对任何冒犯都十分敏感。
正如康生所期望的，主席接受了他对会议的看法。情势揭晓：毛泽东公开号召反对“二月逆流”。亦有人呼吁要保护“革命英雄”——高级干部的标准用语，但都被下列的指控轻轻打发：“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保护叛徒、内奸、特务。”这是康生在污蔑他的敌人时习惯使用的标签。一九六七年春季，陈毅、李富春、徐向前和谭震林成为疯狂攻击的目标，他们一个接一个失去了权力。
康生对主席的影响不止于说服毛泽东指责那些过去支持他的革命家。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年里，康生日益接近毛泽东，就像三〇年代和四〇年代在延安的情形那样。他们的亲密关系反映在许多方面。毛泽东任命康生为重新编辑他的著作的委员会副主任，使康生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监护人之一。
康生经常与毛泽东一起露面，在毛泽东接见外地的红卫兵代表时，他也经常出席。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主席检阅天安门广场上声势浩大的红卫兵游行队伍时，康生就站在他身边，挥舞着“红宝书”，这本毛主席语录的袖珍本已经成为红卫兵的圣经。十天以后，当毛泽东想感受一下街上的气氛时，康生与主席坐在一辆不带标记的轿车上，在北京城里逛了一圈，轿车的后窗覆盖着窗帘，掩蔽了车中人的身份，他们看到城墙和街道上到处张贴着大字报和标语。这个时期，除了毛泽东的家人，任何人都不如康生那样接近主席。
当康生的威望和权力到达顶峰的时候，中国的政权崩溃了。地方、省和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被赶出他们的办公室——有时候确实如此。那些曾经为共产党冒过生命危险的干部受到拘留或批斗，被指责为“修正主义”或“里通外国”。市民们观看成群的红卫兵带着他们的受害者游街，辱骂他们，殴打他们，强迫他们戴上列举其罪行的标语牌，感到惊惧不已。毛泽东毁灭中国社会是为了重建它，这正在成为现实，使人不敢逼视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