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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田里的人:凡·高_第三节 蒙蒂塞利

林和生
传记回忆
总共49章(已完结

麦田里的人:凡·高 精彩片段:

第三节 蒙蒂塞利

然而,文森特毕竟是为艺术而来。不要忘记,提奥和世界还在期待着他的成长,或者不如说,他自己在期待着自己。巴黎不仅是世界花都,也是眼下世界艺术的中心。巴黎不仅有文森特原来计划前往学习的科尔蒙画室,她还是德拉克洛瓦和印象画派的城市。对于文森特来说,特别重要的是,在巴黎,不仅有机会接触公认的主流艺术和艺术明星,也有机会接触各种不同个性、不同影响、不同风格、或不同流派的艺术家。像他这样我行我素的人,在公认标准或见解面前常常显得不谙事理,这使得他随时都有可能作出自己独立的重大发现。

文森特的确作出了自己的发现。进入巴黎后,至少有三位非主流的、不为人注目的同时代艺术家引起了他特别的注意,他们分别是法国画家蒙蒂塞利、夏凡纳和吉约曼。 关于夏凡纳,参见本书第12章;关于吉约曼请参见本章第4节。 ) 尤其是蒙蒂塞利,他成为文森特此后艺术生涯中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

不知其中是否有提奥的作用,文森特一到巴黎便首先发现了蒙蒂塞利。蒙蒂塞利1824年生于法国南方名城马赛,1846-1848年赴巴黎,师从德拉罗虚,但真正崇拜的却是罗浮宫内的大师们:伦勃朗、威尼斯画派、尤其是华托。回到马赛后,大约在1860年左右他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并于1863年重返巴黎,以他华托式的上流社会典雅宴饮场面形成一定的影响,然而并未得到公认的高度评价。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蒙蒂塞利不得不再次回到普罗旺斯省的故乡马赛,其时生活也变得相对贫困,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开始画城市街景、肖像、花卉植物、以及普罗旺斯省的南方风景及海景。

生活中的蒙蒂塞利是一个精力饱满、个性不羁的人物,晚年尤其如此,以至接连发生中风,使家人不得不强施限制。他生有农民的粗鲁和质朴,热衷吉普赛音乐,晚年更是整夜整夜地秉烛画花,狂热地试图表现烛光给花卉造成的色彩和光影效果。在艺术上,他不与任何流派或机构发生联系,在主流艺术之外我行我素。凡此等等都引起文森特强烈的兴趣和共鸣。同样令文森特感兴趣的,是蒙蒂塞利浓墨重彩、痛快涂抹、直抒内心感受同时又直落对象形体的艺术手法。尤其这位艺术家晚年所画的植物花卉,颜料厚重,色彩激烈而喧闹,很多时候,颜料的堆砌直接形成对象的质地,使得枝叶花瓣宛如实物或雕塑一般,与画家本人的个性如出一辙。一般说来,蒙蒂塞利的作品中充满旋转的动感,他善于运用强烈光感和厚重阴影的对比,创造出诗一般的、幻觉般的视觉效果。

由于人性和艺术的双重原因,文森特一到巴黎就迷上了蒙蒂塞利,直至生命的末了。无论是在人性上还是在艺术手法上,他与蒙蒂塞利有着诸多相似之处。 参见本书第8章,第3节。尤其在色彩问题上,除了表现能力上一时的高下,两人的手法都是厚涂重抹,差别只在于,眼下,蒙蒂塞利的色彩激烈而喧闹,令文森特的色彩相形之下显得不仅沉重灰暗,而且不够奔放。凡此等等,使得文森特在内心深处将蒙蒂塞利看作了自己不曾谋面的老师。巴黎两年,文森特画出50多幅瓶花(包括几幅向日葵),以及一些室内物品或野外植物和景观(如《麦田和云雀》),明眼人一下就能看出蒙蒂塞利的影响,像《花卉与向日葵》这样的作品,几乎直接就是蒙蒂塞利的模仿之作。不知是否受蒙蒂塞利的影响,文森特在这一时期还画出了他著名的"农鞋"系列,后来成为海德格尔这样的思想大师反复思考的主题。 参见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见《海德格尔诗学文集》。

在看到蒙蒂塞利的肖像之后,文森特便立即想象自己像那位画家一样"头戴夺目的黄色帽子,身穿黑绒茄克和白色长裤,一付黄手套,一根竹杖,在普罗旺斯的南方空气中自由自在。";不用说,他对蒙蒂塞利的普罗旺斯南方风景、包括滨海圣玛丽附近的海景也特别感兴趣。

一时间,文森特甚至产生了到南方寻找蒙蒂塞利的念头。不幸的是,6月底,即在他到达巴黎3个月之后,蒙蒂塞利在马赛去世。这一不幸事件大概更加激发了他对蒙蒂塞利的兴趣。像夏天一样热烈的花卉作品陆续产生出来。在致安特卫普艺术学院一位朋友的信中,他谈到自己"一直在竭力试图表达强烈的色彩":……宁要强烈的色彩而不要灰暗的和谐……我最近画了两幅头像,我敢说,它们的光色效果胜过我过去的作品。正像我们曾经谈到过:我们在寻找色彩,而真正的绘画存在于色彩之中。我还画了十多幅风景,直截了当的绿色,直截了当的蓝色。我就这样为艺术事业中的生命和进步而奋斗。 书信459号。

就在蒙蒂塞利去世的1886年夏天,文森特开始戴上他那著名的黄草帽,从自画像中阴郁而逼人地望着我们,这也许是出于对蒙蒂塞利"黄帽子"的模仿。两年后,他果然离开巴黎,去到南方普罗旺斯"寻找阳光和色彩",在老师的家乡马赛和滨海圣玛丽附近的阿尔勒扎下来。当然,阿尔勒之行是文森特生命中至为浓墨重彩的绝笔,其诱因并非单纯的一种,包括米勒、德拉克洛瓦、日本("太阳故乡")、蒙蒂塞利等等,而蒙蒂塞利则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因素。

在阿尔勒,跟在巴黎一样,蒙蒂塞利的鲜花仍在热烈地盛开,只是没有再局限于室内,而是绽放在阿尔勒无限美好的阳光下、果园中。在那里,文森特也常常疯狂地秉烛夜画,只是,他比他的老师更为狂热:他把蜡烛在自己的黄草帽上插满一圈,以至叫邻居们惊骇不已,最后甚至成为一条重要的因素,让阿尔勒的市民们给他定上了"疯子"的罪名。尤其在阿尔勒的画作中,蒙蒂塞利那种用厚厚的颜料直接堆砌出对象质地的"浮雕式"笔法,被文森特加以创造性的发挥和运用。在他的果园、田野、麦田、天空、河流、房屋中,随处都是那粗犷的"浮雕式"笔法。事实上,作为一种"文森特现象",文森特"直接挤出颜料形成树根等等"已经成为一种公认的说法。而蒙蒂塞利作品中旋转的动感,和强烈的光影对比,更被文森特阐释成了震撼人心的《星月夜》一类作品,以及"麦田"、"丝柏"和"橄榄园"等系列。文森特十分清楚自己与蒙蒂塞利的关系,自发现蒙蒂塞利起,便对有关问题反复进行表述和强调。尤其在到达蒙蒂塞利故乡普罗旺斯的阿尔勒后(那是他艺术上最成熟的时期)更是如此。"……那是在一小丛丝柏中,绝对的蒙蒂塞利。"

"……我不由自主采用了蒙蒂塞利的厚涂法。""……我的画所遵循的,是蒙蒂塞利的路线……""……我相信,马赛的艺术家们会把蒙蒂塞利所开创的事业很好地进行下去。""……我想你可以把我这幅画放在蒙蒂塞利的风景画一旁。""……我夜以继日狂热地工作……向你证明,我们的的确确是遵循着蒙蒂塞利的路线前进……""……我希望你从这幅画中看出,我遵循的是蒙蒂塞利路线。""……啊,就此而言,没有人比我更接近蒙蒂塞利!" 依次见书信519号、541号、542号、553号、561号、574号、609号、B11号。

重要的是,在文森特眼里,蒙蒂塞利并非孤立的现象,他把蒙蒂塞利与他至为崇仰的德拉克洛瓦紧密联系起来加以认识,将两者并列视为超凡的色彩大师,从而使问题变得更加清楚。1890年1月,即文森特因自杀而去世之前半年,《法兰西信使报》上出现了有关他的第一篇有影响的评论文章,在回复作者阿尔贝·奥里埃的信中,文森特郑重论及自己在色彩上的渊源(并随信附赠自己一幅蒙蒂塞利风格的"丝柏"作品)。在有关事实和资料的背景上,这一论述完全可以看作文森特的"自我论定":

就我所知而言,没有一位以色彩著称的画家直接产生于德拉克洛瓦的影响,然而,我倾向于认为,蒙蒂塞利或许拥有与德拉克洛瓦一致的色彩理论……我想要说的是:有些东西被归到了我的名下,它们应该是蒙蒂塞利的东西,我从他那里得益甚多。 书信626a号。需要指出,在与此相关的另一封信中,文森特将蒙蒂塞利称为"色彩音乐家",由此明确界定了他与蒙蒂塞利的区别。参见书信626号,或本书第11章,第5节。

更人性的理解来自文森特致小妹威廉明娜的一封信,该信写于1880年10月,即文森特到达阿尔勒半年多之后,这封信的陈述本身说明了一切: 我在这里常常难以自制地想到蒙蒂塞利。他是一位强健的人,有一点疯狂,或者说很有一点。总是梦想着太阳、爱和快乐,可始终被贫穷弄得很狼狈。他是一位极其优秀的色彩画家,一个高贵而纯粹的人,继承了过去时代最美好的传统。……听着,就我自己而言,我相信我正在这儿继续他的工作,似乎,我是他的儿子或者他的兄弟。 书信W8号。在写这封信时,高更尚未到阿尔勒,一切不幸事件尚未发生。

就在这封信之后,高更应文森特之邀赴阿尔勒与之共同探索、作画,他发现文森特"一想到蒙蒂塞利就情动泪下"。历史最终没有跟文森特开玩笑。蒙蒂塞利在20世纪成为一位相对重要的画家,产生了比过去更大的影响。 参见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AMonticelli条。又,高更引文请参见他的《忆文森特》,载《凡·高论》。

作品简介:

本书内容:

1853年。荷兰南部。荷兰第二大省北布拉班特。3月30日,大约在耶稣受难日和复活节前后,在离重要城市布雷达约80公里的津德尔特,一位浅红头发的男婴呱呱坠地。

如果把一头鲜见的红发算作一种重要特征,那么,这孩子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该算作是一种神秘了。

恰好一年前(不早也不晚,就在3月30日这一天!),父母先已生下另一位男婴。这位男婴带给父母极大的喜悦,这不仅因为他是头生子,而且更因为,这一年,他的父亲已经30岁,而母亲已经33岁了。沉浸于幸福之中的父母为这位男婴取名文森特·威廉·凡·高。

然而,也许正像有人所说,幸福总是为不幸所包围,就像海上的孤岛。至少,对于这对情感虔诚、品德高尚、相敬如宾、恩爱有加的夫妻,中年喜得头生子的幸福短暂得令人伤心。姗姗来迟的儿子只活了短短几个星期,便重又消失到永恒的黑暗和虚无之中,让他们猝然面对一片无边的悲哀。这悲哀已足以令人心碎,更何况,在这悲哀之外还隐隐另有一种恐惧:毕竟,孩子的母亲已经33岁了,而孩子的夭折是否意味着某种更大的、永远的不幸呢?--直到第二个孩子又从浑沌和希望中孕育而来、并降生于世。

多半出于对长子的深情眷念,也出于某种隐秘难言的期望,父母没再为次子(实际上的长子)另取名字。于是,这位一头红发的孩子承继了死去兄长的姓氏。

在北布拉班特麦浪滚滚的黑土上,文森特·威廉·凡·高没有再次死去(如果将姓氏看作真实象征的话),带着一头火苗般的红发,他长大了。

孩子的父母成婚于1851年。父亲提奥多勒斯·凡·高(1822-1885),荷兰归正会(属基督教新教)津德尔特教区牧师;母亲安娜·科妮莉亚·卡本图斯(1819-1907),荷兰海牙一位法庭资料装订员之女,这位装订员曾经装订了荷兰第一本宪法,因而被美称为国王的装订员。

提奥多勒斯自己的父亲也是一位牧师,一共养育了12个孩子,其中有6个儿子,他是第四个。弟兄6人中,就只他一人并非十分自愿地继承了自己父亲的事业。1849年,提奥多勒斯毕业于乌得勒支神学院,随后在北布拉班特津德尔特定居下来,由父亲亲自洗礼做了牧师。北布拉班特省是一个天主教大省,境内居民绝大部分信奉罗马天主教。这意味着与罗马天主教相对立的荷兰归正会属于极少数派。……

作者:林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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