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田里的人：凡·高 精彩片段：
第二节 不朽的文森特艺术
笔者认为，就文森特艺术而言，至少就本书的表述方式而言，本节中关于"关联"等问题的讨论本质上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一种牵强——如果还不是一种琐碎的话。
正如我们就要看到，"南方画室"之梦很快就会进入现实。只不过，那是一场悲剧的现实，它将带给我们久久的悲哀。
在面对那份悲哀之前，我们还须面对另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文森特艺术与同时代其他艺术的比较，也涉及到文森特艺术对于人类文化的意义。
人们说，20世纪是"主义"的时代，但实际上，这一时代从19世纪就开始了。在19世纪的精英文化圈子内，仅就文化艺术领域而言，各种各样的"主义"正在酝酿或已经萌生。就文森特而言，自从他1886年到巴黎后，实际上已经目睹了形形色色"主义"的形成、产生或发展，并经受了其中某些"主义"的洗礼或砥砺。从艺术史的角度看来，与文森特关系密切的"主义"大致包括印象主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综合主义（又名景泰蓝主义）、原始主义、以及其他某些形式的现代主义。按照贡布里希的意见，文森特与塞尚和高更一道并列为"现代艺术之父"，后两者的艺术创作分别主要导向起源于法国的立体主义和各种形式的原始主义，而文森特的创作则主要导向以德国为中心地带的表现主义。 《艺术发展史》，第309页。
的确，正如我们已经谈到，与凡·高艺术最为接近的"主义"就是表现主义。然而，即便把文森特称作表现主义者，那也完全是文森特个人意义上的表现主义，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上一节末尾所作的表述，其实是一种激烈的强调。文森特就是文森特，他不属于任何"主义"。当我们称文森特为"表现主义者"，那也只是一种分类学上的权宜之计。相对而言，文森特更不是象征主义者。但是，文森特与象征主义的关系，却是一个至为重要的问题。从这个问题出发，我们可能对文森特艺术与同时代其他艺术形式的比较及其对人类文化的意义产生深刻的认识。
从艺术史上说，象征主义与表现主义同属起源于19－20世纪之交的主观主义运动。在艺术史上，象征主义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运动，因而实际上是一个相当朦胧的概念。然而，由于采取了与现实主义传统彻底决裂的立场，并采用寓意性的、情感性的、简朴的创作手法，象征主义极大地影响了在它之后的表现主义等运动。象征主义强调不以客观现实和观察为准，而以更富主观性的推理或情感想象为表现内容。象征主义艺术家本能地直觉到，深刻的真理不可能得到直接表现，而只能通过特定的象征、神话或情感氛围间接地表现出来。象征主义绘画努力追求不加说明的直接情感效果，认为情感与观念一致，线条与色彩一致。"形式之和谐与理念之合理的一致，决定了装饰之美与精神之美的一致"，而色彩则能达到思想的中心，综合的线条和色彩能够表现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凡·高艺术也属象征主义，事实上，在常规的艺术史上，凡·高的若干作品如《阿尔勒的朗格洛瓦桥》、《夜晚露天咖啡座》和《星月夜》等都被视为象征主义的代表作。
然而，与象征主义相比，表现主义对主观性的强调更其极端。表现主义意味着极大的主观性和极为强烈的感情，使得所采用的艺术手段达到极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如果一定要分类的话，凡·高艺术在属于象征主义的同时更属于表现主义。
从人类精神的内在逻辑上讲，象征主义与表现主义和其他现代主义一样，都是先锋知识分子对大工业社会的某种反抗。19世纪末，西方大工业社会已初步形成，随着物质文明的进步，加之自然科学的无情揭示，功利主义世界观和市侩哲学很快成为西方文明中的主流文化，并作为重要因素导致了传统宗教、伦理和道义的衰落。先锋知识分子或其他敏感心灵首先作出反应，正如1886年（即文森特抵达巴黎那年）问世的一份象征主义刊物所指出："宗教、伦理和道义正在衰落，承认这一点并不是荒谬。我们目睹各种泥沙俱下的欲望、感觉、口味、奢侈、娱乐——各种神经症、歇斯底里、催眠术、吗啡、文化骗子……所有这些都是一次特殊社会进化所产生的症状。最初的迹象出现在语言中。形形色色的新思想和极为微妙的思想应合了改变了的需求。由此我们得以理解为什么新的语词会产生出来，那是为了表达形形色色的精神和生理的感觉。"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如稍后的卡夫卡之于他的时代一样，文森特也是时代的受害人、见证人和斗争者，是三者的三位一体。 参见《"地狱"里的温柔：卡夫卡》，第5章。 神经症是文森特受害的一个侧面：文森特是严重的忧郁症患者，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本书中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
然而在眼下，考察文森特自己关于神经症或忧郁症的分析和认识，可能对我们会产生更深的启发。也许出人意料的是，在这个问题上，艺术家文森特表现出深刻的思想家的一面。他在较早的时候就在写给提奥的信中明确指出，神经症或忧郁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时代病，这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动乱的时代，无法拥有确切的见解，形成对事物的判断……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我们不幸属于时代病的牺牲者。" 书信595号。 W) 我亲爱的伙计，我们身上这种神经症部分要归因于我们作为艺术家的生活方式，然而，它也是一种命中注定的遗产。在我们眼下的文明中，人们一代比一代衰弱。以我们的小妹威廉明娜为例。她既不酗酒也不过放纵的生活，然而在一幅照片上，你看她还是不免神经错乱的样子。这就证明，我们也……与别的一些人一样，遭受着一种由来已久的神经症的折磨。 书信481号。
文森特意识到，在一个患病的世界上，正常与反常、健全与疯狂的界线应该重新划定。至少对于真诚的艺术家而言，神经症是进入和认识世界的前提，并提供了进入和认识世界的力量。正是在到达阿尔勒之后，正是在那个使他成为超凡大师的夏天，文森特前所未有地体会到这一前提和力量。而且，绝非偶然的是，这一前提和力量最终与宗教性的（终极关怀性的）前提和力量融为一体。1888年6月底，文森特向贝尔纳推荐《圣经》。"阅读《圣经》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我把这个作为信的开头，是因为过去我总是忍住了要向你推荐的念头。"为什么呢？文森特知道，在大工业以及科学和理性的时代，《圣经》在人们眼中已经显得荒谬甚至愚蠢了。他用充满终极关怀的深刻反讽指出：一旦阅读了《圣经》，我们就会苦恼不已，因为我们已经陷入它神话的美丽和有传染性的愚蠢之中。"《圣经》让我们绝望和愤怒。"然而，文森特紧接着指出，就像胡桃壳中的胡桃，就像一只苦涩的果子，《圣经》的内核却带给我们致深的慰藉。在这样的背景上，文森特谈到他向贝尔纳推荐《圣经》的具体动机（其中涉及到他对贝尔纳和高更的深刻批评 在艺术史上，贝尔纳与高更同属"综合主义"路线，贝尔纳是这一路线的重要启发者，高更则是代表人物。高更与贝尔纳作为象征主义艺术家，也是他们时代的艺术神经症患者。只是，正如下文就要谈到，在文森特与他们之间，还是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事实上，此处讨论是前面有关文森特与高更讨论的继续，也是后面进一步讨论的准备。 ）：每当我读到关于摩西、路加等等的大量事迹，我就禁不住对自己说：瞧，那就是他所缺少的唯一的东西，而现在这种东西以其饱满的力量存在于我们面前，那就是……艺术的神经症。书信B8号。
有着如此深刻的认识作为背景，文森特当然敢于对艺术的神经症乃至艺术的疯狂作出各种旗帜鲜明的表态。他在不同的场合陆陆续续作出这样一类表述："……医生会告诉我们，不仅摩西、基督、路德、班扬……这一类人物是疯子，弗兰茨·哈尔斯、伦勃朗、德拉克洛瓦这一类人物也是疯子……""如果我这样［边喝酒边画肖像］画上一百幅，其中就会有出色的作品。……这对我的确是一种诱惑——这不是酗酒的陷阱，这是绘画的陷阱。……如果我坚持做下去，我或许就会是一个高尚的疯子……""……高更和我在根本问题上都理解对方，如果我们都有一点儿疯，那又怎么样？我们不照样是彻头彻尾的艺术家吗？我们用画笔讲出的语言可以消除对这一点的所有怀疑。""……你［高更］确实需要找一位专家医治一下你的疯病。我们不都疯了吗？""……所有的艺术家或多或少都是疯子……""……人非草木，岂能不病、不疯……""你［妹妹威廉明娜］在巴黎见到那些拉出租马车的老马吗？它们美丽的大眼睛充满了令人心碎的表情，就像我们有时在基督徒眼中看到的那样。"
"……我想这事儿非常奇怪……刚好在圣诞节之前发疯……""我神志健全。我是圣灵。"……在大工业文明的重荷下，人性在异化，神经症在人们的心灵之间漫延，并成为艺术家的标志。艺术的神经症帮助艺术家表达无法继续加以压抑的深切冲动——恰如文森特自己"在自然和原始状态下作画"的过程一样，而这样的过程也为各种形式的象征主义（其中包括高更自己的综合主义以及随之产生的各种原始主义）所遵循。 在象征主义艺术理论家看来，"综合主义会将画家引导到象征主义的路途上。一个画家在观察景物准备作画时，不该只审慎地记取景物的模样，而是应该记取与他思想感受相符合的景象。然后，画家应该结合各方面的因素而创造一个新的形象。这个形象必须是完全真实，绝无似是而非的迹象。这种形象就是象征主义。"在象征主义艺术理论家看来，如果艺术家以"浅显的手法"表达象征主义内容，则"称之为走综合路线"。转引自翰森夫妇：《超越自然：高更传》，赵国梅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第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