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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田里的人:凡·高_第五节 高 更

林和生
传记回忆
总共49章(已完结

麦田里的人:凡·高 精彩片段:

第五节 高 更

蒙蒂塞利,日本,印象主义和后印象主义……然而,还有一位极重要的人物,我们不得不单独谈及,他就是后来与文森特一样成为"后印象主义"三位先驱之一的高更(另一位是塞尚)。对于有关文森特的讨论,高更是无法回避的话题,这不仅因为他们同为后印象主义的缔创人物,更因为他作为一位与文森特不同的另一种"野蛮人" 这一用法参见高更:《诺阿·诺阿》,郭安定译,花山文艺出版社,1995年。 ,将在日后的阿尔勒时期对文森特的生命和艺术历程产生难以言喻的重大影响。

德加曾将高更称为既是海盗又代表艺术精神的人物,这与高更自己的说法不谋而合。高更称:"我对未知世界存有一种强烈的渴望,这促使我做出各种各样的蠢事。"高更1848年生于巴黎,1岁时便随全家去了秘鲁,在到达的当年,父亲便不幸去世。直到1855年年初,母亲才带着孩子们返回法国。1865年,高更由于超龄未能参加入学考试,遂应聘成为"卢济塔诺"号三桅船领港学徒,并于当年随船前往里约热内卢,从此开始了他的"海盗"生涯。此后近7年之间,他一直陷身于热带航海或旅游的冒险事业,也曾在海军中服役,并参加了普法战争。1872年,高更从海军退役后,在收入颇丰的证券交易所谋得职业,并结婚生子,在一般人看来前程无可限量。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大概从航海冒险生涯开始,高更便暗中迷上了绘画。一俟婚后生活安定下来,25岁的他便投入了自发而热情的素描和油画创作,在不到3年时间内取得了巨大进步。1876年,高更以一幅风景画首次参加了法国法龙画展。也是自这一年,他开始购买和收藏印象派绘画,并以15万法郎的巨资(对于一个普通家庭而言)买下马奈、塞尚、毕沙罗、雷诺阿、莫奈、西斯莱、基约缅、琼康、杜米埃等人的一批作品。紧接着,他与毕沙罗结识,共同作画,并接受毕沙罗邀请,参加了1880年的第5届印象派联合画展,以一幅《裸体习作》深得好评。此后更是努力作画,参加各次画展,一心想成为独具风格的画家。对艺术的疯狂热爱,以及对形势的错误估计,使高更作出一个大胆的抉择。1884年,已经35岁的高更决心成为职业画家,遂辞去证券交易所的工作,以全部身心投入艺术海洋上的冒险事业。结果,他未能像最初设想的那样在法国沙龙获得成功。全家人很快陷入了经济困境,几经周折后,无法改变处境的高更不得不黯然离开家庭,为艺术而出走。

大约在1886年年中,正当33岁的文森特在巴黎提奥寓所中陶醉于蒙蒂塞利的花卉之际,38岁的高更却离开巴黎,带着好不容易筹得的旅费,前往远离巴黎的布列塔尼,在荒僻的小渔村阿旺桥住下来,开始了进一步的冒险。不知是否一种幸运,他在那里认识了贝尔纳。后来,正是从比他小20岁的贝尔纳那里,高更受到重大启发,开始了"综合主义"的探索。这年11月,高更在返回巴黎时与文森特相识,双方都为对方的个性和创作所吸引,成为朋友。1887年11月,高更在巴黎再次与文森特会面,两人都发现了对方在艺术上的巨大发展。原来,那年4月,一身贫穷、前景黯淡、且充满艺术憧憬的高更应聘为巴拿马运河修建工人,重蹈青年时代的冒险之路,与他的门生、画家拉瓦尔一道万里迢迢前往南美。在那里,他们经历了意想不到的可怕遭遇,但也在马提尼克岛的原始生活和风光中找到了艺术的突破。最后,高更撇下拉瓦尔,拖着染患贫血、疟疾、肝炎和痢疾的病体,冒充水手搭船于当年11月回到巴黎,其时身边所余之物,几乎就只有12幅色彩夺目的美丽画作,在这些作品中,高更的艺术风格已基本形成。

1888年2月,文森特与高更同时离开巴黎。前者赴南方阿尔勒,后者再次前往自己的绘画基地布列塔尼。在布列塔尼的阿旺桥村,高更自己探险的结果与贝尔纳沿日本版画艺术路线所取得的进展相结合,进一步将他引向"综合主义"的深入探索。该年10月,高更应文森特之邀从布列塔尼赴阿尔勒共同探索,在那里与文森特发生了他自己所谓"太阳与圣经的碰撞",两个月后,一场惨剧发生,文森特在高更宣布离去时精神崩溃,用剃刀割掉自己半截左耳,据高更称,此系文森特试图用剃刀攻击他未果,转而自残。高更于圣诞前夜撇下文森特,离开阿尔勒回到巴黎。

此后他一直往返于巴黎和布列塔尼阿旺桥村。此时,他已是声名初具的人物了,阿旺桥村画派已经形成,他是当然的画派首领。"综合主义"的探索继续深入,他的作品也成为人们收藏的对象。甚至阿旺桥村都因为这一切而成为"蒙马特尔(巴黎的艺术家聚集地)第二"。在长达6年的非人奋斗之后,他终于成功。在此前后,文森特在间歇性精神崩溃长达一年半之久的折磨下最终自杀身亡。

正如文森特所说:"高更是追求成功的人。"然而,高更又不是世俗成功所能满足的那种人。他不仅是海盗,也属于某种纯粹的艺术家类型。不仅如此,他还是世俗生活和欧洲文明的极端叛逆分子。即便布列塔尼阿旺桥村这样的荒僻之地,也越来越不能平衡他对欧洲文明的反感,不能满足他向往原始生活以及相应艺术的"野蛮人情结"。1891年4月,43岁的高更孤身一人乘船离开法国,前往夏威夷群岛东南方向一千多公里的法国领地塔希提岛,在那一带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和艺术探索,画出辉煌巨作,其间一度返回欧洲,最终染患梅毒、心脏病、严重湿疹等疾,以至绝望,并试图服砒霜自杀,几经浮沉,最后于1903年客死海岛。其时,文森特已因自杀而辞别人世13年有加了。

简短回顾高更一生,让人感到,他与文森特一样,也是一位个性极端奇特而又极端强烈的人物。如果说文森特是农夫,是乡下人,是苦行僧,是圣徒,无论对生活、宗教还是艺术都虔诚得近乎疯狂,那么,高更则是文明的叛逆,是岛民,是"野蛮人",是亡命而又清醒但本质上也十足疯狂的海盗。在这样两个人之间发生高更所谓"太阳与圣经的碰撞",并不完全出人意料。在他们之间作一简短的比较,也许能让我们有更清醒的认识,并可能得出若干重要的启示。这两个人年岁相仿(文森特小5岁),人生经历相似。两人都见识过人生的苦难景象,经历过可怕的折磨。他们都具有承受极端苦行的能力。正如高更对自己的描述:"我了解极端悲惨的滋味,因为我尝过饥饿、口渴,还有相继不断的痛苦。说它们什么都不是,它们就什么都不是;它们是很容易习惯的,一会儿你就又恢复意志,又会笑了。"他们都是现代文明激进的反叛者,都试图摆脱现代文明所决定的生活方式,过一种尽可能贴近土地的生活。在艺术上他们起步都晚(严格说来,高更于1873年25岁时起,文森特于1880年27岁时起),但都"笨鸟先飞",疯狂作画,为艺术几乎牺牲了一切。对于他们来说,绘画就是生命。

最后,他们都成为现代艺术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而且都成为"后印象主义"三位大师之一(另一位是塞尚)……总而言之,在文森特和高更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而这相似之处的本质,用一种高度概括的象征性语言说,乃是疯狂。其实,文森特与高更都深知这一点。当两人在阿尔勒发生"太阳与圣经的碰撞"之后,文森特写信告诉高更:"你确实需要找一位专家治一下你的疯病。我们不都疯了吗?"高更自然心领神会,认为那是"由衷的忠告",并认为自己按道理应该加以接受。

然而,文森特与高更,他们之间不仅存在着重大的相似之处,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而这差异之处与相似之处相比,似乎意味着更多的东西。关于这一点,高更所谓"太阳与圣经的碰撞",显然体现出深刻的穿透力。正像文森特用"疯狂"概括了两人之间相似之处的本质,高更用"太阳和圣经"的隐喻概括了他们之间差异的本质。

其实,即便在两人的疯狂中,也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如果文森特是"朴素的疯狂",高更则是"文明的疯狂",与两人其他方面的异同恰成微妙对称。

的确,文森特与高更都热爱本色的太阳和土地。然而,文森特所热爱的,本质上还是文明的太阳——更准确地说是西方文明的太阳,是保证西方文明之素朴存在所需要的太阳。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文森特热爱人性,热爱麦田。至少从主观上说,他并未反叛西方文明,他只是从人性和麦田之温暖的需要出发,对西方近现代大工业文明表示了朴素的否定,这否定与他的心灵一样饱含着温柔的感情。高更的否定就不那么朴素和温柔了。他需要另一种太阳。他所反叛的,不仅是西方现代大工业文明,而且是整个西方文明。无论就生活还是艺术创作而言,他都是西方文明的彻底叛逆者。在塔希提海岛一带,他接连与年仅13、14岁的土著少女结婚或同居,或者:"每天夜里都有一群疯狂的女孩聚到我床上;昨天夜里我同她们其中三个人奋战……"或者公开挑衅地宣称自己的住所是"性乐趣之家",并且毫不顾及自己症状严重的梅毒或湿疹。(与此同时,他仍与欧洲的妻子阿林·高更保持通信)。另一方面,他在到达塔希提岛后的绘画全是对欧洲文明、文化或艺术传统的质疑或反讽。高更所渴望的,是"野蛮人"的无法无天的太阳。 参见高更:《诺阿·诺阿》,郭安定译,花山文艺出版社,1995年。当然,有作者从本文人类学的角度认为,高更本质上还是标准的西方中心主义者,换句话说,他所热爱的太阳本质上仍是西方文明的太阳。参见泰特罗:《本文人类学》,王宇根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讲,"建构他者:哥伦布与高更"。事实上,对于海岛上的土著(被殖民者)来说,高更的确属于西方文明的太阳。

诚如德加所说,高更是海盗,但他是优雅的海盗:"高个儿,深色的头发与黑皮肤,浓重的眼睑与漂亮的容貌,这一切同一个强有力的体态结合起来。他身穿紧身蓝色短外衣,在他的头的一边意气扬扬地佩戴着一顶扁圆帽,这样打扮使他活像一个布列塔尼的渔夫。他的整个样子、步态等,颇有几分像一个富裕的比斯开的纵帆船船长。他能够克制自己,有自信心,沉默和近乎冷酷,虽然当他愿意的时候,他能够心境舒畅,十分可爱。" 《印象画派史》,第315-316页。

高更的确"近乎冷酷"。1887年的南美之行,他在危难之际抛下同行的拉瓦尔死里逃生。参见David Sweetman,Van Gogh: His Life and His Art,P/245.

作品简介:

本书内容:

1853年。荷兰南部。荷兰第二大省北布拉班特。3月30日,大约在耶稣受难日和复活节前后,在离重要城市布雷达约80公里的津德尔特,一位浅红头发的男婴呱呱坠地。

如果把一头鲜见的红发算作一种重要特征,那么,这孩子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该算作是一种神秘了。

恰好一年前(不早也不晚,就在3月30日这一天!),父母先已生下另一位男婴。这位男婴带给父母极大的喜悦,这不仅因为他是头生子,而且更因为,这一年,他的父亲已经30岁,而母亲已经33岁了。沉浸于幸福之中的父母为这位男婴取名文森特·威廉·凡·高。

然而,也许正像有人所说,幸福总是为不幸所包围,就像海上的孤岛。至少,对于这对情感虔诚、品德高尚、相敬如宾、恩爱有加的夫妻,中年喜得头生子的幸福短暂得令人伤心。姗姗来迟的儿子只活了短短几个星期,便重又消失到永恒的黑暗和虚无之中,让他们猝然面对一片无边的悲哀。这悲哀已足以令人心碎,更何况,在这悲哀之外还隐隐另有一种恐惧:毕竟,孩子的母亲已经33岁了,而孩子的夭折是否意味着某种更大的、永远的不幸呢?--直到第二个孩子又从浑沌和希望中孕育而来、并降生于世。

多半出于对长子的深情眷念,也出于某种隐秘难言的期望,父母没再为次子(实际上的长子)另取名字。于是,这位一头红发的孩子承继了死去兄长的姓氏。

在北布拉班特麦浪滚滚的黑土上,文森特·威廉·凡·高没有再次死去(如果将姓氏看作真实象征的话),带着一头火苗般的红发,他长大了。

孩子的父母成婚于1851年。父亲提奥多勒斯·凡·高(1822-1885),荷兰归正会(属基督教新教)津德尔特教区牧师;母亲安娜·科妮莉亚·卡本图斯(1819-1907),荷兰海牙一位法庭资料装订员之女,这位装订员曾经装订了荷兰第一本宪法,因而被美称为国王的装订员。

提奥多勒斯自己的父亲也是一位牧师,一共养育了12个孩子,其中有6个儿子,他是第四个。弟兄6人中,就只他一人并非十分自愿地继承了自己父亲的事业。1849年,提奥多勒斯毕业于乌得勒支神学院,随后在北布拉班特津德尔特定居下来,由父亲亲自洗礼做了牧师。北布拉班特省是一个天主教大省,境内居民绝大部分信奉罗马天主教。这意味着与罗马天主教相对立的荷兰归正会属于极少数派。……

作者:林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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