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 精彩片段：
33、外侨学校的外国人
如果把我在预备学校学英语那年算在内，我在罗伯特学院共待了四个年头。我的童年在这段时间宣告结束，我发现世界远比我心中怀疑的更令人迷惑、更无法触及、更遥远。整个童年我都跟关系紧密的家人待在一栋屋子、一条街、一个邻里，对我而言这就是世界中心。在我读中学以前，我的教育并未努力纠正我的观念：我个人的和宇宙的中心，给外面的世界制定了标准。如今上了中学，我发现我其实不住在世界中心，我住的地方不是——这更令人痛苦——世界的指标。发觉自己在世界上脆弱的角色，以及这世界的浩瀚无边（我喜欢创办学院的美国新教徒建造的图书馆，迷失在天花板低矮的迷宫中，呼吸扑鼻的旧纸味），使我觉得更孤单更脆弱。
一则，哥哥已不在这儿。我十六岁时，他去美国上耶鲁大学。我们或许打架打个不停，但我们也是心灵伴侣——对周遭世界加以讨论、分门别类、定位、褒贬——我跟他的情谊甚至比父母更牢固。撇开永无止境的竞争、辱骂、痛揍——对激发我的想像力并助长我的懒散贡献良多——我几乎没什么理由抱怨。但是，尤其当忧伤降临的时候，我便思念起他来。
我内在某个核心似乎已经崩解。但我的脑袋无法捉摸此核心的位置所在。似乎因为如此，使我无法全心致力于学习、家庭作业或其他任何事情。有时候，不再能不费气力地名列全班之冠，使我感到伤心，但我仿佛已经丧失为任何事过度难过或高兴的能力。小时候认为自己快乐时，人生就像丝绒一样柔软，像童话故事一样有趣。到了十三四岁，这幻想化成碎片。我不时设法全心相信其中一块碎片，于是决心将自己完全交给它，却发现自己再度漂流——就像每年学期开始，我决定在班上名列前茅，却达不到目标。有时候世界似乎越来越遥远，此种感觉在我的皮肤、我的脑子、我的触角最机警的时候最是深切。
这一切混乱当中存在着永无休止的性幻想，提醒我还有一个让我容身的另一个世界。我所知道的性不是能与另一人分享的东西，而是你独自一人创造出来的梦想。就像我学会识字的时候，我脑子里设定的机器为我念出每个字来，现在有部新机器几乎可从任何东西当中提取性的梦想或短暂欢乐，以鲜明清晰的色彩刻画引人遐思的场面。没有什么东西是神圣的——这部机器靠我所认识的每个人、我在报刊杂志看见的每张图片滋养，将指定细节剪贴成为性幻想后，我便关在自己的房间里。
而后被内疚感淹没时，我想起和从前两个中学同学（一个很胖，另一个有口吃）的谈话。口吃者结结巴巴地问我：“你做过吗？”是的，中学我就已经做了，但因为极其羞愧，我只能喃喃说出一个可能肯定也可能否定的答复。“噢，你不应该，绝不该！”口吃者叫道。想到像我这种聪明、沉默、用功的人如此堕落，使他脸红。“自慰是可怕的习惯，一旦开始做，就没完没了。”这时，我想起我的胖子朋友带着痛心悲哀的眼光注视我——虽然他也悄声劝告我不要自慰（我们之间称之为“三十一”），因为他也发现了这剂成瘾药物。现在他相信自己注定下地狱，就像知道自己注定肥胖，因此他面带服从上帝旨意的表情。
这些年的回忆当中还有一件事引发了相同的内疚与孤寂，在我上科技大学读建筑时持续下去。但这称不上新习惯：打从小学开始，我就有逃课的习惯。
最先是无聊感，或是对某种凭空想像却没人察觉的缺点感到羞耻，或只是知道那天若去上学会有太多事要做。原因或许和学校无关，我父母之间的争执，纯粹只是懒惰或不负责任、生病而待在家中厚颜无耻地让人照顾；必须背诗、想到被某个同学欺负，还有（在中学和大学时代）沉闷、忧伤、存在主义式的消沉——这些也被拿来当借口。有时我逃课是因为我是家中宠儿，因为当哥哥独自去上学时，我单独待在自己房间做事好得多。除此之外，我一直知道我永远无法像我哥哥一样成绩优秀。但是还有某种更深的东西，跟我的忧伤来自相同的源头。
正当我祖父留下的遗产即将花光时，我父亲找到一份日内瓦的工作。那年冬天他跟我母亲一道过去，把我们交给祖母照顾，在她优柔寡断的管理下，我开始认真逃起课来。我当时八岁。每天早上，伊斯梅尔按铃带我们去上学，我哥哥便带着书包出门，而我则找借口耽搁：我还没收拾书包，我刚刚想起我忘掉的事情（祖母能不能给我一里拉？），喔，还有，我肚子痛，我鞋子湿了，我得换件衬衫。我哥哥很清楚我在搞什么鬼，他不希望上学迟到，便说：“咱门走吧，伊斯梅尔。你可以稍后回来接奥尔罕。”
我们的学校从家里走路四分钟。伊斯梅尔把我哥送去上学，再回来接我的时候，课即将开始。我的脚步拖得更慢，责怪别人把东西搞丢或没把东西准备好，假装肚子疼得厉害，因此没注意到伊斯梅尔按铃。这时，由于这一切谎言和诡计让人紧张，且多亏他们每天早晨让我喝的鬼牛奶（滚烫，腥臭味仍留在鼻孔里），我真的开始有点肚子痛。不一会儿，我那豆腐心肠的祖母便让了步。
“好吧，伊斯梅尔，实在太迟了，都敲钟了，我们还是把他留在家里吧。”然后她扬扬眉毛，转过身来对我说：“但是听着，明天你非去学校不可，懂吗？否则我就叫警察。我要写封信给你爸妈。”
几年后读中学，没人检查我的行踪，逃起课来更有意思。由于在街头每走一步都在抵偿我的罪过，我更有能力欣赏这种经验，得以看见只有真正漫无目的、游手好闲的傻子才会注意到的东西：那边那位妇女戴的一顶宽边角帽、尽管天天经过却被我错过的焦脸乞丐、在店里看报的理发师和学徒、对街公寓墙上的果酱广告女子、在塔克西姆广场运转的钟——它的形状像猪形存钱罐，若不是经过它的时候看见工人正修理它，我便可能完全错过——空空如也的汉堡店、奇哈格后街的锁匠、旧货商、家俱修理商、杂货店、邮票商、音乐店、古书店、尤克塞卡帝林的刻印店和打字机店，一切都和我小时候同母亲漫步这些街道时一样真实、美妙，一样耐人探寻。街头满是贩卖“芝米”、炸贻贝、肉菜烩饭、栗子、烧烤肉丸、鱼饼、小面团、“艾兰”（ayran，一种优酪乳饮料）、冰镇果汁的小贩，什么东西投我所好，我就买来吃。我站在街角，手里拿一瓶汽水，看着一群男生踢足球（他们跟我一样逃课，或根本没上学？）。我沿着从没见过的巷子走去，感受到片刻的愉悦。有时我瞥瞥表，心想着此时学校发生的事情，我的内疚使我的忧伤更为强烈。
中学那几年，我探索别别喀和欧塔廓伊的后街，鲁梅利堡垒四周的山丘，以及鲁梅利堡垒、欸米甘和伊斯亭耶当时仍在使用的停靠站，还有渔夫的咖啡馆以及四周的停泊站。我搭渡轮前往当时行驶渡轮的每个地方，享受渡轮提供的一切乐趣，饱览博斯普鲁斯的其他城镇——在窗口打盹的老妇人，快乐的猫儿，后街的希腊旧屋，你仍能发现这些房子清晨不锁门。
犯罪之后，我往往决心回归正途：做个好学生，更常画画，去美国念艺术，不再作弄我那些尽管心地善良却都成了讽刺漫画的美国老师们，不再惹恼我那些暮气沉沉、心怀叵测、惹我恼火的土耳其老师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内疚把我造就成狂热的理想主义者。那些日子里，在我生命中的成年人当中最普遍的罪过——这些是我最无法饶恕的罪过——是不诚实与不真诚。从他们问候彼此的健康，到他们威胁我们这些学生的方式，从他们的购物习惯，到他们彬彬有礼的论调，在我看来，他们生活中的一切表现都表里不一，而那种“生活经验”——他们老是跟我说我不具备这东西——意味着过了某种年纪能轻而易举地装模作样、八面玲珑，而后安坐下来装无辜。请别误解，我也耍弄过许多伎俩，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也撒过一大堆谎，但事后，强烈的罪恶感、惶惑不安、惟恐被发现的恐惧深深苦恼着我，一度使我怀疑自己再也无法觉得安稳和“正常”，这使我本身的谎言和伪善具有某种重要性。我决心不再说谎或伪善，并不是因为我的良心不许可，或因为我认为撒谎和表里不一是同一回事，而是因为伴随过失而来的不安使我忍无可忍。
这些折磨，越来越强烈的折磨，不仅在我弄虚作假后才出现，它们随时可能袭来：和朋友说俏皮话、独自在贝尤鲁排队看电影、和我刚认识的漂亮女孩牵着手的时候。一只大眼不知从哪儿荡来，悬浮在我眼前，像某种监视器，无情地监视我的一举一动（付钱给卖票亭的女人，牵了漂亮女孩的手后找话说）以及我说的每一句老套平庸、言不由衷的蠢话（“请给我一张《俄罗斯情书》的电影票，中间座位。”“这是你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派对吗？”）。我同时是自己的电影导演和主角，既身在其中，也同时从嘲弄的远处观看。一旦撞破自己，我只能维持几秒钟的“正常”神态，随后便坠入痛苦不安的深渊，为自己的格格不入感到羞愧、担心、惊恐、害怕，仿佛有人把我的灵魂像摺纸般一摺再摺，沮丧加剧的同时，我感到我的心开始摇摆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