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 精彩片段：
37、与母亲的对话
长时间以来，母亲晚上独自待在客厅等候父亲。父亲晚上待在桥牌俱乐部，之后再去其他地方，回到家已很晚，母亲早已等得疲倦睡觉去了。我和母亲相对而坐吃完晚饭（这时父亲已给我们打过电话。我很忙，他说，我会晚点儿回家，你们先吃吧），母亲便把纸牌摊在乳白色桌巾上，算自己的命。她翻开五十二张牌的每一张牌——一次一张，尝试依照大小顺序排列，红牌跟在黑牌之后——她并不想在牌中寻得信号，也不喜欢把纸牌提供的信号编成一个前途光明的故事。对她而言，这是个考验耐心的游戏。我走进客厅，问她是否已算出她的命运，她总是给我同样的答复：
“好孩子，我这么做不是为了算命，而是为了消磨时间。几点了？我再玩一次，就上床去睡。”
她一面说，一面看着黑白电视机（在土耳其是新玩意儿）播放的老片或有关去年斋月的谈论节目（当时仅有一个频道，表达政府观点），而后说：“我不看了，你想关就关了吧。”
我会看一会儿荧幕上播放的随便什么节目：一场足球赛，或是我童年时代的黑白街道。与其说我对播放的节目感兴趣，不如说是让我从内心深处剧烈的不安解脱出来，暂时离开房间稍事歇息，在客厅里，和每天晚上一样，跟母亲闲谈。
这些闲谈有时演变成激烈的争论。事后，我回到我的房间，关上门，看书，在愧疚中挣扎，直到隔天早晨。有时和母亲争辩过后，我到外面去，步入伊斯坦布尔寒冷的夜晚，在塔克西姆和贝尤鲁附近徘徊，在阴暗邪恶的后街不停地抽烟，直到感觉寒冷彻骨，在母亲和城里每个人都睡着后，我回到家里。我养成凌晨四时上床睡觉、中午起床的习惯——我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保持这个习惯。
当时和母亲争辩的事情——有时直截了当，有时心照不宣——是我未卜的前途。1972年冬天，念建筑系二年级期间，我几乎完全不再去上课。除了上少数几堂课，以免遭学校开除，塔斯奇斯拉的建筑系馆里几乎看不见我。
有时我怯懦地告诉自己：“就算永远不当建筑师，至少还有大学文凭。”对我产生一些影响的父亲和朋友们一再重复这样的评论，在我母亲看来只会使我的状况更不稳定。我眼见自己对绘画的爱消退，仅留下空虚的感受，因此内心深处知道自己永远当不成建筑师。同时我也知道不能永远看书看到凌晨，或彻夜在塔克西姆、贝尤鲁和贝希克塔斯的街头徘徊。有时我心急如焚，猛然自席间站起，试图让母亲面对事实。由于不清楚自己为何如此，更不用说是要她接受什么，有时我们仿佛是蒙住眼睛互相争吵。
“我年轻的时候像你一样，”母亲说道，仅仅为了惹恼我——我之后如此评断，“我逃避生活，就像你一样。你的姨妈们在大学里生活在知识分子当中，或在派对宴会上玩得很开心，我却跟你一样坐在家里呆呆盯着你外祖父最喜欢的《插画杂志》（Illustration）。”她抽一口烟，注视我，看她的话是否产生任何作用。“当时的我很胆怯，对生命心存恐惧。”
我知道她这么说的意思是“就像你一样”，怒气在我内心翻搅的同时，我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将她讲的这些话当做是“为了我好”。但知道母亲同样表达出某种普遍持有的观点，使我心碎。我的视线从电视转向来回逡巡于博斯普鲁斯的渡轮探照灯，暗自念叨着这种正统观念，心想自己是多么厌恶。
我并非从不曾公然表达的母亲身上得知此一观念，而是从怠惰的伊斯坦布尔中产阶级和想法类似的专栏作家那里，他们在深切而张狂的悲观时刻断言“好东西不会出自这种地方”。
长久以来使城市一蹶不振的忧伤助长了此种悲观。但倘若忧伤出自失落与贫穷，何以城里的有钱人也拥抱它？或许他们只是侥幸有钱。也可能因为他们自己并未创造任何辉煌的事物，得以媲美他们希望模仿的西方文明。
然而就母亲的情况而言，这种她说了一辈子的具有破坏力的、谨慎的中产阶级口头禅有其根据。在我父母结婚后不久，生了哥哥和我之后，父亲让她伤透了心。他经常不在家，家庭逐渐陷入贫困，她结婚的时候一点也不晓得自己必须与这些事情搏斗，我始终觉得这些不幸迫使她在面对社会时，摆出持续性的防卫姿态。我们小时候，她带我们兄弟俩去贝尤鲁逛街，去电影院或公园，每当发现男人在看她，从她戒备的表情，我看出她对我们家庭成员以外的任何人都格外谨慎。哥哥和我在街头争吵时，我看见她在生气苦恼的同时，也急欲保护我们。
从母亲不停地恳求我“做个正常、普通的人，就像其他人一样”，我深刻地察觉这种谨慎。此种恳求带有大量的传统道德观——谦卑的重要，接受你仅有的少许东西并好好利用，实行对整个文化具有影响的苏菲苦行主义——但这种观点并未帮助她理解为何有人忽然不去上学。我不该夸大自己的重要性，把道德与知识的执着看得太认真，此种热爱最好用来培养诚实、美德、勤奋，跟普通人一样：这是她的观点。艺术、绘画、创造力——我母亲似乎在说，只有欧洲人有权认真看待这些东西，而不是居住在20世纪下半叶的伊斯坦布尔，在文化陷入贫困，丧失了势力、意志与欲望的我们。只要我永远记得“好东西不会出自这种地方”，就不会后悔。
有时为了让自己的论点显得重要，母亲便告诉我，她把我取名为“奥尔罕”，是因为在所有的奥斯曼苏丹当中，她最喜爱奥尔罕苏丹。奥尔罕苏丹不曾追求任何宏伟计划，从不喜欢出风头，而是适可而止地过着普通生活，因此史书谈起这位奥斯曼第二任苏丹时总是恭敬而节制。尽管跟我提起这点时面带微笑，但母亲明确地要我了解她为何认为这些美德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