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 精彩片段：
35、初恋
这是一部回忆录，因此我不能说出她的名字，倘若按古典诗人的方式提供名字的线索，我也得暗示，这线索就像这则故事，有误导的可能。她的名字在波斯语里是“黑玫瑰”的意思，但就我所能确定的，在她愉快地跳进海里游泳的海岸，以及她就读的法国中学，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因为她闪亮的长发不是黑色，而是栗色，而她的棕眼则颜色深一点。我巧妙地告诉她这个，她扬起眉毛，和她突然严肃起来时的通常表情一样，嘴唇稍稍噘起，跟我说她当然知道她的名字是什么意思，说她与她的阿尔巴尼亚祖母同名。
尽管据母亲说，女孩的母亲（被母亲称作“那女人”）肯定很早婚，因为哥哥五岁、我三岁那年一个冬天的早晨，母亲带我们去尼尚塔石的马奇卡公园，见过这孩子，她那看起来就像“年轻姑娘”的母亲，推着躺在婴儿车里的她四处走，尝试哄她入睡。母亲曾暗指这位阿尔巴尼亚祖母来自某帕夏的后宫，此帕夏不是在休战期间做了什么坏事，就是因反对土耳其国父而声名扫地，但当时的我对周遭焚烧的奥斯曼宅邸，以及曾居住其中的家族皆不感兴趣，因此已不记得这个故事。同时，父亲告诉我，“黑玫瑰”的父亲借助政府圈里几位有权势的好友，成为几家美国与荷兰公司的代理人而一夜致富——但他的语气听不出有任何指责的意思。
我们在公园相遇的八年后，我母亲在贝拉莫鲁（Bayramoglu）买下一栋房子，此区是位于城市东边的避暑胜地，1960和1970年代在新富阶级中间曾时髦一时，我在这儿看见她骑单车。在这城镇规模仍不大、人还不多的风光时期，我天天到海里游泳，搭小船出海捕鱼，抓鲭鱼，踢足球，十六岁以后，还在夏日傍晚跟女孩们跳舞。但之后，念完中学，开始学建筑，我宁可坐在我们的房子底楼画画、看书。这跟我那些富家子弟朋友们把阅读课外书的人叫做“知识分子”或“种种情结充斥”的怪人或许有些关联？后者的毁谤被他们用来指人有心理上的问题或为钱发愁。我比较担心被贴上“知识分子”的标签，因此为了证明我不是“过了时的势利鬼”，我开始说我读这些书——伍尔夫、弗洛伊德、萨特、托马斯·曼、福克纳——“只为了好玩”，尽管他们问我为何在重点段落下画线。
某年夏末，我的坏名声吸引了“黑玫瑰”的注意，尽管那整个夏天以及之前较常和朋友打发时间的每个夏天，我们很少注意彼此。当朋友们和我半夜成群结队去迪斯科舞厅跳舞，搭某人的奔驰、野马或宝马车在巴各达（Bagdat）大道（当时被称为这个亚洲城市的“公园大道”，距离仅半个小时车程）上赛车（时而撞车），或者当我们搭他们的快艇出海，到某个荒凉的山崖，把空汽水瓶和葡萄酒瓶一字排开，拿他们父亲的时髦猎枪射击，吓坏女孩子们，她们尖叫时，我们男孩子就叫她们别出声，或者当我们边听鲍伯·狄伦和披头士边玩扑克牌和“大富翁”，这些时候，黑玫瑰和我对彼此都不感兴趣。
随着夏季接近尾声，这群闹哄哄的年轻人逐渐解散，而后是每年九月袭击海岸的暴风雨，总要摧毁一两艘小船，使他们的游艇和快艇岌岌可危。倾盆大雨下个不停时，十七岁的“黑玫瑰”开始造访我作画的房间，被我郑重其事地称为“书室”的房间。我的每个朋友偶你会来串门子，试试我的画纸和画笔，以惯常的怀疑眼光翻翻我的书，因此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就像土耳其的大部分居民，无论贫富，无论男女，她也需要讲讲话消磨时光。
一开始，我们分享最后的夏日八卦——谁爱上谁，谁让谁吃醋——尽管那个夏天我并未多加留意。我手上沾了颜料，因此有时她帮我泡茶或拧开一管颜料，然后回到角落里的座位，踢掉鞋子，摊开手脚躺在沙发上，一只手臂枕着头。有一天，我没让她知道，画了一幅她躺在那儿的素描。我发现这使她高兴，因此下回她过来时，我又画了一幅。还有一次，我说我要画她，她问道：“我该怎么坐才好？”就像刚出道的女演员从未站在镜头面前，虽然兴奋，却不知手脚如何摆放。
为了好好地画，我研究她细长的鼻子，此时她的小嘴露出一丝微笑；她的额头宽阔，高个子，长腿晒成古铜色，但是她来看我的时候穿的是她祖母传给她的一条紧身的雅致长裙，因此我只看得见她小而直的双脚。画素描时，我研究她小胸脯的曲线和她雪白的细长脖子，她的脸上闪过难为情的神色。
在她最初的几次造访中，我们说许多话，说的人多半是她。我指出在她眼中和嘴角看见的一片乌云，我说：“别这么愁眉苦脸的！”于是，出乎我意料地，她坦率地跟我说她父母的争执，以及她四个弟弟之间没完没了的打架；她跟我说家人有时如何逃避她父亲的惩罚——关在家里，不许开快艇，甩巴掌——还有她父亲追逐女人使她母亲多么伤心；她还告诉我，我们的母亲是桥牌搭挡，彼此无话不谈，因此她知道我父亲也做一样的事——她直视我的眼睛告诉我这一切。
渐渐地，我们陷入了沉默。她走进来，到她平时的位置，或摆好姿势让我画像（深受波纳尔的作品影响），或翻开任意堆放的一本书，待在同一张沙发看书，变换不同姿势。后来，不论我画不画她，我们都按常规行事：她敲门进来，不多说什么，四肢舒展地躺在角落的沙发上，摆好姿势，看她的书，有时用眼一瞟，看我为她画素描。我记得，每天早上，我工作一会儿后，就开始猜她何时会来，我还记得她从未让我等候太久，她朝她平日的位置走去，几乎带着歉意，平摊四肢躺下来，脸上带着同样腼腆的微笑。
在我们越来越少的谈话中，有个话题是关于未来的：她认为我很有才华，且勤奋努力，因此注定会成为蜚声全球的画家——或者她说的是蜚声土耳其的画家？——将来她要跟她的法国朋友们去我在巴黎的开幕会，骄傲地跟大家说她是我的“儿时朋友”。
一天傍晚，看见暴雨过后天气放晴，半岛另一边出现彩虹，我们以此为借口，离开我的幽暗画室，第一次一块儿走在避暑城镇的街头，我们走了很久。我记得我们什么话也没说，担心还留在如今空了一半的避暑胜地的少数几个熟人撞见我们，也担心可能碰上我们的母亲。但这次散步之所以彻底“失败”，并非因为彩虹在我们有机会看见之前消失，而是我们没有认识到彼此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次散步，我第一次注意到她的脖子很长，她走路的样子很有韵味。
最后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我们决定一块儿出去，没告诉仍待在避暑地的那帮好奇的、无关紧要的朋友。我借了父亲的车，情绪紧张。她化了妆，穿一件很短的裙子，身上擦了好闻的香水，味道留在车里好些日子。但在抵达我们要去玩的地方之前，我已感觉到了让初次散步失败的幽灵。虽然我们想找却未能找到在我的画室里享受的那种平静的长时间的沉默——现在我才了解到这些沉默多么深刻——但在这空了一半却仍太吵的迪斯科舞厅里，我们才恢复了镇静。
我们仍然随着悠扬的音乐跳舞。我见过别人做过，于是我用双臂搂住她，而后像是出自本能地把她拉近，我注意到她的头发弥漫着杏仁香味。我喜欢她吃东西时嘴唇的动作，她着急的时候看上去像松鼠。
要送她回家时，在车子里，我打破了沉默，开口说：“你有没有兴致让我画油画？”她答应了，但并未表现出太大的兴致，当我们手牵手走进我家幽暗的花园，看见画室的灯亮着——是不是有人在里面？——她改变了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