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三部曲 精彩片段：
锁闭的屋子
8
在巴黎，情况在我看来变得更奇怪了。这里的天空似乎比纽约更显真切，更加变幻莫测。我发现自己被这种变化深深吸引住了，头一两天，我一直在观察天空——坐在旅馆的房间里，琢磨着云层，期待着某种变化。这里的云层带有北方的特点，那些梦幻般的云朵一直变来变去，一会儿聚集在苍茫的大山上，匆匆落下一阵雨点，然后飘散开，接着又聚集在一处，徐徐掠过太阳，折射出变幻不定的光线。巴黎的天空有其自身的规律，跟底下的城市并没有多大关系。如果说那些建筑物看起来是如此坚固，稳如磐石，坚不可摧，那么天空就显得辽阔而无所定形，随着纷纷扰扰的变化而变化。第一个星期，我觉得自己好像被完全颠倒了过来。这是一个旧世界的城市，跟纽约一无相似之处——纽约天气变化不大，街上总是闹闹哄哄，云层呆板无趣，建筑物颇具侵略性。我背井离乡，突然间真有些不知身处何方之感。我觉得自己紧绷的神经放松了，至少每隔一个小时就得提醒自己一次来巴黎的初衷。
我的法语不怎么好也不算太烂。我能听懂别人说的话，但自己开口就有点困难，有时候，甚至绞尽脑汁也说不出最简单的单词。但这还是让我获得了几分快感，我相信——体验作为一连串声音的语言，滞留在语义表层却抓不住内在的涵义——但也很疲惫，使得我被封闭在自己的思维之中。为了搞懂人家说的意思，我得暗暗地先把每个单词翻译成英文，这就意味着即使我听明白了，我理解到的东西也是有偏差的——事倍功半。一些细微的差别，一些潜意识中的联系，一些言外之意——对我来说都被损耗了。最后，就算说我错失了所有也不为过。
尽管如此，我还是努力推进。我花了几天时间才开启了调查，不过一旦找到了第一个，其他人就接踵而至。当然，也有不少失望的事。维斯纳格拉迪斯基已经死了；范肖教过英语的学生我一个也没找到；那个雇用范肖的《纽约时报》办事处的女士几年前就离职了。这样的事情都在意料之中，但我依然耿耿于怀，因为我知道哪怕是最小的缝隙也有可能是致命的。这些对我来说都是留白，画面上的空白，不管我把其他地方填得多满，疑问将一直存在，这就意味着这项工作将永远不能真正划上句号。
我和戴德蒙夫妇谈过，和那位范肖曾为他工作过的艺术图书出版商谈过，和那个名叫安妮的女人（原来，是他的一个女友）谈过，也跟那个电影制片人谈过。“都是些零活，”他用带俄语腔的英语对我说，“他干的就是这些。翻译、脚本梗概、为我妻子代笔写些小文章。他是个聪明的男孩，可是太犟了。非常精通文学，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我想给他个演戏的机会——甚至主动提出送他去学下部片子里用得上的击剑和骑马。我喜欢他的模样，觉得他会有出息的。可他没兴趣。我还有别的事要做，他说。诸如此类。那也没什么关系。那部电影赚了好几百万呢，我会在乎一个男孩愿不愿演吗？”
我到这里来是有事要办，可是坐在这男人位于亨利马丹大道上的一幢宏伟的公寓里，等着他在接电话的空当里讲上一句话时，我突然意识到我不需要再听他说什么了。现在只有一个问题对我来说至关重要，而此人显然不能回答我这个问题。如果待下去听他说，我也许会得到更多的细节，更多相关的情节，但那不过又是一堆无用的笔记而已。我佯称要写一本书的时间已经太长了，渐渐忘记了我的目的。够了，我对自己说，有意识地重复着索菲的话，已经够了，这时，我起身告辞了。
重点是现在没人盯着我了。我不必像在家里那样装模作样了，不必给自己弄出那么多忙不完的工作来糊弄索菲了。把戏结束了。现在我终于可以把这子虚乌有的传记撇到一边去。在过河走回我住的旅馆的那十分钟里，我感受到了几个月来从未有过的愉快。事情被简化了，最后归结为如此明晰的单一问题。但是，当我沉浸在这种想法之中时，却意识到这情形事实上有多么糟糕。我现在已经走到头了，可我还是没法找到他。我一直在找的那个错误还从来没有浮出水面。眼下没有头绪，没有线索，无迹可寻。范肖被埋在了什么地方，他的整个人生也被一起埋葬了。除非他想被人发现，否则我不可能有一丁点机会。
然而，我还在朝前推进，试图把事情做到最后一步，做到山穷水尽为止，抓住最后几次访谈机会不顾一切地挖掘下去，在见完每一个要约见的人之前绝不停手。我该给索菲打电话了。一天，我甚至都已经到了邮局，排队等着接通国际长途，但我还是没打这个电话。我现在时不时地就会词不达意，我害怕在电话里会变得不知所措。说到底，我想对她说什么呢？后来我给她寄了一张印有劳莱与哈迪☾1☽照片的明信片作为替代。我在背面写道：“真正的婚姻从来就没什么道理可讲。看看背面这一对吧。足以证明任何情形都有可能，不是吗？也许我们应该恢复理智了。至少，记得在我回来之前把壁橱清理好吧。拥抱本。”
我在第二天下午见了安妮·米肖，我们约在圣日尔曼大街的拉鲁盖咖啡馆见面，我进去时，她好像有点吃惊。她跟我说到的范肖那些事都无关紧要：谁吻了谁，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谁说了什么，等等。接下来同样的话题又扯了一会儿。但我要说的是，一开始她一时没反应过来，是因为她把我误认成范肖了。只是一闪而过，如她所说，然后就消失了。当然，以前也有人说过我们两个长得挺像，可从来没有像这样发自内心，带来这么直接的冲击。肯定是我脸上有所反应，因为她很快就向我道歉了（好像她做错了什么事似的），在后来那两三个小时的谈话中，她又几次回到这个话题上——有一次她甚至自相矛盾地说：“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其实你看上去并不是很像他。肯定是因为你们都是美国人的缘故。”
可是，我总觉得心神不安，不禁有些心惊肉跳。有什么恐怖的事情正在发生，我再也不能控制它了。我内心的天空变暗了——这一点可以肯定；地面也在颤抖。我发现自己很难静坐，也很难移动。从一个瞬间到另一个瞬间，我似乎置身于另一个空间，忘却了自己身处何地。思维停止在世界开始的地方，我不断这样告诉自己。但自我也在这个世界上，我回答自己，同样地，思维也来自于这个世界。问题是我已不能够给出正确的区分了。这永不可能是那。苹果不是橘子，桃子不是李子。你能用舌头尝出它们的区别，然后你就知道了，就像是从心里知道的一样。但是，我开始觉得每一件事物尝起来都一样。我不再感到饥饿，我再也没办法让自己开口吃东西了。
至于戴德蒙夫妇，那就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范肖不可能找到比他们更合适的赞助人了。我在巴黎见过的所有那些人里，这对夫妇是最友善最仁慈的。他们请我去他们家喝一杯，还留我在那里吃晚饭，然后，当我们吃到第二道菜时，他俩竭力劝我去看看他们在瓦尔的别墅——就是范肖住过的那个地方，不必匆匆逛一趟就回来，他们说，因为他们8月之前都不会去那里。对于范肖和他的创作来说，那里都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戴德蒙先生说，毫无疑问，如果我能亲眼去看一下的话，对我要写的书将大有裨益。我不可能不同意，我的话刚一出口，戴德蒙太太马上就拎起电话，用她那精确而优雅的法语作好了安排。
我在巴黎已经没有什么事了，于是我坐上了第二天下午的火车。对我来说，寻踪的线索就到头了，我走向湮没的南行之旅。不管我心里存着什么幻想（范肖重返法国的微小可能；他在同一个地方躲藏两次的不合逻辑的想法），等我到了那里，一切希望都烟消云散了。房子是空的；没有住人的迹象。第二天，在察看楼上的房间时，我偶然见到范肖写在墙上的一首短诗——但我早就读过这首诗了，落款的日期是1972年8月25日。他再没有回来过。我觉得就连这么想一下都显得挺蠢。
没什么别的事情好做，我花了几天时间和附近的居民聊天：附近的农民，找村里的居民和小镇周边的人们。我把范肖的照片拿给他们看，装作是他的兄弟，但感觉更像是一个走投无路的私家侦探，手里抓着一根救命稻草的小丑。有些人还记得他，有些不记得了，还有一些拿不准的。那都没什么区别。我发现南方口音的法语简直没法听懂（带那种卷舌的小舌音和末尾的鼻音），我几乎连一个字都听不懂。我见过的所有那些人中间，只有一个人在范肖走后和他有过联系。那是跟他住得最近的邻居——一个佃户，就住在这条路下去一英里外。这是一个瘦小的男人，四十来岁，身上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脏。他那房子阴冷潮湿，是一幢摇摇欲坠的十七世纪的建筑，似乎是单身一人住在那里，只有那条松露犬和一把猎枪陪着他。他显然为自己曾是范肖的朋友而感到自豪，为了证明他们的关系有多亲密，他给我看了范肖回美国后寄来的一顶白色牛仔帽。没有理由不相信他的话。这顶帽子还在原来的包装盒里，显然还从来没戴过。他说他要把这顶帽子留到合适的场合戴，接下来就开始发表让我头痛不已的政治性的长篇大论。革命就要来了，他说，革命一来，他就要去买一匹白马和一挺机关枪，戴上他的帽子，骑马冲到镇上主街，把所有战时跟德国人勾结过的店主都射死。就像在美国一样，他说。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扯了一大通牛仔和印第安人的事。可这已经是好久以前的事了，我插话说，试图打断他。不，不，他坚持说，如今还是这样。难道我不知道第五大道的枪战吗？难道我没听说过阿帕切人☾2☽的事吗？这种争论毫无意义。为了替自己的无知作辩护，我告诉他我住在另一个地区。
我在那座别墅里又待了几天。我的打算是只要有可能，就什么都不做，休息一下。我累坏了，在回巴黎前，我需要找个机会重整旗鼓。一两天过去了。我漫步穿过田野，走到树林那边，坐在户外阳光下阅读译成法文的美国侦探小说。这本该是一种极好的疗愈：留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任凭思绪随意飘荡。可是这一切并非真的有效。这幢房子里并没有我的容身之处，到了第三天，我发现自己并不是单独待在那里，我永远不可能单独待在这地方。范肖在这里，不管我怎么努力不去想他，都摆脱不了。这是意想不到的，让人心烦。现在我已经不想找他了，他却变得比之前更有存在感了。整个过程都被逆转了。在花了几个月寻找他以后，我觉得仿佛自己才是那个被找到的人。我不是在寻找范肖，事实上，我反而是一直在逃离他。我为自己策划这本书——这部虚假的传记，没完没了的弯路——不过是想把他赶走，一种让他离我越远越好的诡计。如果我能说服自己我是在找他，那么他一定是在其他什么地方——遥不可及的远方，我有生之年无法抵达的地方。可我一直都弄错了。范肖恰恰就在我所在的地方，从一开始就在这里。从他第一封信送达的那一刻，我一直费力地想象他，想看清楚他的样子——但我的意识中总是一片空白。至多也只是一种贫乏的想象：一间锁闭的屋子。在这个范围内：范肖独居一室，处于神秘的幽禁中——也许还活着，也许还有气息，正做着上帝才知道的梦。这屋子，我现在发现，就在我自己的脑壳之中。